前三章为接下来各章的分析奠定了基础。作为前三章研究的首次成果，我们现在可以对企业家的利润进行分析解释了，为了使本章的分析简单易懂，我宁愿把本来应该属于本章的一些非常难懂的讨论放在下一章，在那里，所有的复杂纠结的问题可以作为整体加以讨论。
企业家利润是超过成本的剩余。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它是企业中收入与支出的差额，正如很多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一样。这个定义虽然下得比较肤浅，但是足以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的“支出”就是指企业家在生产中必须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支付。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加上企业家的劳动所应该得到的工资、企业家所拥有的土地的租金以及风险的保险金。另外，我也没有坚持认为资本的利息应该排除在这些成本之外。实际上，资本的利息应该包括在成本之内，无论这种利息的支付是以明显的方式，还是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企业家（如果资本是属于企业家自身），或者以土地租金的方式支付给企业家。这种看待资本利息的方式目前来说是足够的，特别是很多理论学家也是把资本的利息与工资和租金归于同一类。在本章，读者可以自行选择一种方式进行理解，或者按照我们的解释，忽略资本中利息的存在，或者按照任何一种利息理论来理解，承认它的存在，把这种利息作为收入的第三种“静态”分支，将它包括进企业的成本里。我们在这里的讨论不涉及这种利息收入的性质与起源。
根据上面的定义，关于是否存在超出成本的支出这一个问题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证明存在剩余。我们的解决办法可以简单表述如下：在循环流动的经济过程中，企业的总收入——不包括垄断收入——会足够大，以致可以和支出相抵消。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既没有获得利润也没有遭受损失，他们的收入可以用“管理的工资”这个词来进行充分的特征表述。如果有“发展”，就必须要执行新的生产组合，这些新组合比旧组合具有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组合的总收入一定会大于它的总成本。
为了纪念第一个探讨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研究者劳德代尔，我以生产过程的改进为起点，并用那个历时已久的动力织布机的例子，由于庞巴维克对这个例子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因此值得在经济领域继续引用它。如果说现代经济生活中绝大多数领导者的成就不属于这一类，那也可以说还有很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尤其是18、19世纪的新时代显示了人们朝着这一方向而进行的努力。在这个时代，我们
确实能够发现生产改进的过程中有几个可以加以区分的要素，这些要素甚至比现在结合得更加紧密。比如像发明织布机的阿克赖特一类的人，他们不仅发明了新东西，同时还能够把他们的发明用于实践之中。而他们当时并没有现代信贷体系可以利用。因此，我希望我已经为读者描述得足够多，从而可以用分析工具的最纯粹的形式来分析问题，而不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与重复。
事情按下面的方式在进展：一个经济系统中，如果纺织工业只用手工劳动来进行生产，就会存在建立新的利用动力织布机的企业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并觉得能够克服创建新企业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数不清的困难，然后他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他首先需要的就是购买力。他从银行借钱并以此来建立他的企业。无论是他自己来制造这些动力织布机，还是他让别的厂商按照他制定的规格来生产这些织布机并由他自己使用，这都完全无关紧要。假设一个工人使用织布机所能生产的数量是手工工人生产数量的6倍，那么显然，只要满足下面的三个条件，这家企业就能获得超过成本的剩余，即收入与成本之间的差额：第一，当新的供应出现的时候，这种产品的价格不能下降，或者即使下降，也不能下降到这样的水平，即现在能够生产较大量产品的工人所带来的收益还不如以往使用手工劳动的工人所带来的收益；第二，动力织布机每天的成本要低于由于使用它而裁减的五个工人的工资，或者要低于可能的产品下跌的数额，或者小于收入与一名工人的工资额之差；第三，第三个条件是对前面两个条件的补充。前面的两个条件包括照看织布机的工人的工资以及为获得织布机而支付的工资和地租。我们假定这些工资和地租的情况与企业家想出使用织布机之前的情况是相同的。如果他的需求较少，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但如果他的需求不够小，那么劳动和土地服务的价格就会由于出现了新的需求而上升。其他的纺织企业刚开始会继续进行生产，这个企业所必要的生产资料也不会直接被削减，但是对整个纺织工业来说，这些生产资料一般是会被削减的，因为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了。因此，企业家应该预算并估计到，在他出现之后，市场上生产品的价格会上涨，在他的估算中不仅要包括之前的工资和地租，还必须加上一个适当的数额，为此要减去的项目里就多了第三项。只有考虑了工资、地租和这个第三项的变化，而后收入超过支出时，企业家才能实现超过成本的剩余。
实际上，这三个条件已经被实现过无数次。这证实
了超过成本的剩余存在的可能性。但是，这三个条件不是总能够实现的，当企业家预见到这三个条件不能实现时，新企业就不会被建立了；如果企业家不能预见到这种情况，那么新企业就不会有剩余，甚至还会有赔本的风险。然而，如果条件都满足了，这个剩余实际上就是净利润。因为与原先的生产方法相比，利用同等的劳动和土地的服务，织布机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不过，在生产品和产品的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用原先的方法仍然能够继续进行生产而不会发生损失。更进一步地说，我们认为企业家只要付出代价，就可以获得织布机——我们忽略织布机取得专利的可能性，因为不考虑这个问题，将会使我们探讨的问题更加容易理解。这样，收入与支出之间就产生了差额，这种收入是由处于均衡的价格决定的，这个均衡的价格就是原来只使用手工劳动时的价格，也就是成本价格，而对支出而言，由于动力织布机所带来的每单位产品的支出会比其他企业要小。收入与支出的这个差额不会由于我们所说的企业家的出现而带来的供求方面价格的变化而消失。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我们不需要对此做更严格的说明。
现在，我们来到本场戏剧的第二幕。使用新技术这样的魔法被识破了，新的企业由于诱人的利润而不断出现。整个行业的全面重新组合开始了，伴随而来的是：产量增加，竞争加剧，生产技术落后的企业被淘汰，工人有可能被解雇等。这个过程，我们将在以后进行仔细的研究。在此，我们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那就是这个行业重组过程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一个新的均衡状态的产生，此时，成本规律又开始起作用，产品价格又等于体现在织布机中的劳动和土地的地租和工资，同时还应该加上为了使用织布机生产出新的产品而必须与织布机进行工作配合的劳动和土地的服务应该支付的工资和地租。在达到这个均衡状态之前，刺激人们生产越来越多产品的激励因素就不会消失，同时，在由于供给的增加而使产品的价格下降之前，这种激励因素也不会消失。
随着生产的继续，企业家以及他的追随者的剩余就会消失，当然，不是立即消失，而是在一个或长或短的递减的时间段内逐渐消失。不过，剩余还是实现了，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剩余构成了一笔暂时的数额确定的净收益。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剩余落到了谁的手里了呢？显然，这个剩余是落到了把织布机引入到循环流动的经济过程中去的人手里了，而不是落到发明织布机的人手里，也不是落到织布机的制造者或使用者手里。那些按照订单生产织布
机的人只能得到他们的成本价格，那些按照说明书使用织布机的人，首先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购买它，因而几乎得不到任何利润。利润将属于那些成功把织布机引入产业的人们，不管他们是否制造并使用织布机，也不管他们是否只是生产或者只是使用它们，这都无关紧要。在我们的例子中，首要的问题是使用，但这也不是问题的实质。通过建立新的企业，织布机才得以进入到产业中，不管创建新企业的目的是为了生产织布机还是使用织布机，还是两者都有。那么，我们所讨论的企业家为创建新企业做了什么贡献呢？只有他们的意志和行动：由于他们要么从其他人那里，要么从自己这里购买商品，因此他们不是以具体的商品作为贡献的；也不是以所拥有的用来购买织布机的购买力来做出贡献的，因为他们的购买力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或者如果我们考虑他前期所获得的收入，那么购买力就是从自己这里借来的。那么，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呢？他们没有积累任何种类的物品，也没有创造任何原始的生产资料，而只是用与别人不同的、更恰当的、更有利的方式来使用现存的生产资料。他们是企业家，“实现了新的组合”。而他们的利润，也就是声誉，对此没有承担什么相应的义务，这就是企业家利润。
就像把织布机引入生产是把机器引入生产这种普遍性的事件中的一个特殊案例一样，把机器引入生产也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产过程的各种变化中的一个特殊案例，生产过程变革的目的是用更少的成本生产单位产品，从而在产品现有的价格和其新的成本之间形成一个差额。企业组织中的很多创新以及商业组合中的所有创新都可以归入这种情况。之前我们的论述适用于所有的情况。把织布机引入生产代表的是，把规模很大的制造企业引入一个原先没有这种企业的经济系统中。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可以做出更恰当的生产安排，更好地利用生产要素；并且，还可以选择一个更加有利的地点。但是，引入大规模的企业也存在困难。从我们的假设出发，所有必要的条件都是不足的——工人，训练有素的职员，必要的市场条件。新企业的创立受到来自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无数的阻力的抵制。而不为人知的新机构本身，也需要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来创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能够具备取得成功的所有才能和资质，并能够获得必要的贷款，那么就能将更便宜的单位产品投放到市场上去；如果实现了我们所说的三个条件，他就能把取得的利润占为己有。但同时，他也为其他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照亮了道路，成为别人可以模仿的典范。起
初是个别的人，之后是成群的人能够并且愿意模仿他。这样，再一次的改组过程就会发生，这次改组必定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当新的企业形式成为循环流转的一部分时，超过成本的剩余就会消失。但在此之前，一直可以获得利润。重申一次：这些人只不过是更加有效地利用了现有的商品，他们使新的组合得以实现，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家，他们的所得就是企业家利润。
商业组合方面的案例，我们可以选取这样的例子，即为了得到某种生产资料或原材料，选择一种新的更便宜的供应渠道。这个供应渠道之前并不存在于经济系统中，这个新的供应渠道的起源没有任何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存在——比如，如果这个来源是在国外，那么就既不存在轮船之间的往来，也不存在与国外的通讯人员进行通讯。因此，进行这样的创新是很危险的，大部分的生产者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有人建立了一个企业来运用这样的新渠道，而且发展得很好，那么他生产出来的单位产品就具有更低的成本，然而在他生产的初始阶段，这些产品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所以他能够获得利润。同样，除了意志和行动，他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他除了对现存的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之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同样也是企业家，他获得的利润就是企业家利润。企业家利润和企业家的职能会在随后到来的竞争的漩涡中消失。它就是属于选择新的贸易途径的一个案例。
与简单的改进生产过程相类似的例子，是用服务于相同或相似目的的生产品或消费品，代替另一种生产品或消费品，此时这些用于代替的生产品或消费品会更加便宜一些。具体的例子如下：在18世纪最后的25年里，存在着用棉花部分地代替羊毛的情况，还存在着用替代品进行所有的生产的情况。这些情况应该和刚才提到的情况采取完全一样的方式来对待。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因为这种新产品肯定不会带来与之前生产的产品相同的价格。至于其他的方面，我们的论述也是完全适用的。同样，下面的这些情况也是无关紧要的：不论有关的个人是自己生产这些新的生产品或消费品，还是根据具体情况只是对这些生产品或消费品进行使用或处理，还是为了对这些生产品或消费品进行使用或处理而把它们从可能的现实的用途中抽离出来。同样，在这里，这些人也不会贡献商品和购买力，他们只是执行了新的组合而获得了相关的利润。因此，我们认为他们是企业家。同样，这些利润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创造一种能够充分地满足现存的需求和之前已
经满足了的需求的新产品，与我们之前说的情况是有些不同的。生产被改进的乐器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获取利润的可能性取决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个较好的产品所卖的价格要超过其成本，这种新产品的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高的。对于这种情况的存在，人们很容易理解。此外，把我们前面所论述的三个条件用到这种情况也是没有困难的，这可以留给读者自己去研究。如果更好的乐器被引进并生产出来，而且剩余是存在的，那么这个产业新的重组的趋向就会开始，这种重组最终将使成本规律重新起作用。因此，这里同样也存在着现存要素的新组合、企业家行为和企业家利润，尽管它们也不是永久存在的。修建铁路和开凿运河的例子代表了另外一种情况。铁路的修建和运河的开凿，一方面满足了某些需求，另一方面又降低了产品的单位成本，这两个方面和需求的极大增长是作为组合同时发生的。
寻找新的市场以图销售一种该市场所不熟悉也没有生产过的产品，是企业家利润的一个丰富来源，在更早时期，它曾经是一个非常持久的来源。原始时期的贸易利润就属于这一类，把玻璃珠卖给黑人部落就属于这样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的本质是，购买者把这些新的产品视为自然或巨匠的杰作，并依此对这些新的产品的价值进行定价，所以这些新的产品的价格不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因此，这些产品就能够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这些成本包括为了进行这项商业冒险，克服无数困难而产生的支出。最初，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种新的企业并经营它。当然，这也是一项企业家行为，执行了新的组合；同时产生了属于企业家的利润，当然，这种利润迟早是要消失的。现在，一种适当的组织会很快产生，但是贩卖玻璃珠子的买卖很快就不再产生利润了。
同时，上面的论述也包括生产一种全新的商品这样的情况。这种商品一开始必须强加给消费者，甚至可能是白给。随后，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障碍。但是，当这些困难被克服，消费者喜欢上了这种商品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此时，商品价格的确定仅仅以直接的估值为基础，而不需要过多地考虑成本，这里所说的成本，基本上也是由之前必需的劳动和土地服务的价格构成的。因此，剩余会出现在成功的生产者手里，这些人所作出的贡献也只不过是意志与行动，他们只是执行现存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但他们同样是企业家，同时这里也会出现企业家利润。当新的商品成为循环流动过程的一部分，并且当它的价格与成本建立起正常的关系的时候，这些企
业家的利润就又会消失。
这些例子向我们表明了作为执行新组合的结果的利润的性质，还向我们表明应该怎样去思考这个过程——从根本来说，就是利用现存的生产物品以新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企业家并不是依靠储蓄来获取他需要的生产手段，他也不会在开始进行生产之前积累任何的商品。进一步讲，如果一家企业不是迅速地以一种确定的形式建立起来，而是慢慢地发展起来的，那么情况就和人们想象的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企业家的力气不是在一个项目上耗尽，而是继续进行同样的生产，那么他将继续进行新的变革，根据我们的定义，这些新的变革总会产生出新的企业，而他进行变革所需的工具，是从他过去的利润中抽离出来的。于是，过程就显得与众不同了，但是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如果一家新的企业与生产者之前的生产是具有联系的，是由生产者在相同的行业创造出来的，那么情况也是一样的。这不是常规情况，多数情况下，新企业是由新任务创建的，而老企业就变得不重要了。但是，即使在循环流动中，每年都会执行重复生产的人变成了企业家，这个过程的本质也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事实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本人已经有了全部或部分必需的生产资料，或者他已经能够用其企业现有的资源购买生产资料了，这不会改变他作为企业家的职能。当然，我们的概念不会在每一个细节方面都会与事实相适应。这个新的企业仍然会与其他的企业同时存在，这些其他的企业刚开始还会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而这个新的企业不一定会增加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不一定会供应新的产品。不过，我们这样描述我们的场景，只是因为实际中更重要的情况需要这样的安排，还因为它们能够向我们表明事实的原理，特别是关于新企业未必从老企业中直接产生这样的事实。企业家从来都不是风险承担者。在我们的例子中，这是很清楚的。如果新组合的执行失败，那么贷款给企业家的债权人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但是，如果企业家是用以前的利润来提供资金支持，或者他所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他的“静态的”的企业的，那么他只是以资本家或物品的所有者的身份承担风险，而不是以企业家的身份承担风险。任何情况下，承担风险都不是企业家职能的一个基本要素。即使他可能冒损失名声的风险，但经营失败造成的直接的经济责任从来也不会由他来承担。
现在可以作一个概括的说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利润是一种经济现象的主要因素，这种经济现象是能够由生产促进者的利润描述出来
的。不管这个生产促进者的利润还能包括什么，它的基础都是在一个新的企业中收入超过生产成本的剩余。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这个生产促进者可能的确是最符合企业家类型的一类人，因为他们严格地把自己限制于执行新组合这种企业家的职能之中。如果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进展得很顺利、很完善并且都很具有远见，那么所产生的利润就会留在创办者的手中。实践中会有很大的不同，但这样分析仍然是能够揭示事情的原理的。当然，这种分析只适用于真正的生产促进者，而不适用于那些有时会从事企业创建这种技术性工作的代理人，他们获得的是工资性的报酬。最后，创建公司过程中所创立的各种新事物，在多数情况下，不会随着企业的完善达到很完善的程度。相反，它们的领导者却经常继续从事建立新企业的工作，因此他们会继续发挥作为生产促进者的作用，因此，无论他们在公司中原来的职位是什么，他们都是企业家。如果我们假定公司一旦建立，就会继续下去，那么生产促进者就是唯一从事企业家活动的人。我们假定生产资料的价格由债券代替，与企业有关的持续利润来源的资本化收益由股票来代替，生产促进者的股份被归到他们自己的名下。这些生产促进者的股票不会生产持续的收益，而只会给他带来暂时的剩余，这些剩余在新的企业融入经济系统之前就存在了，随后，这些股份就会变得没有价值了。只有在此时，利润才会以最纯粹的方式体现出来。
我们现在必须把利润的图表勾勒出来。为此，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在非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里，与这种想象相对应的情况是如何的呢？简单的交换经济，它是一种存在产品交换而不存在“资本主义方法”的经济系统，它没有给我们提出任何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简单的交换经济中，必然存在某种不同的支配生产资料的处置方式，对于交换经济的这种情况，可以用我们下面将要说明的情况来处理。而在其他方面，对待的方式和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的方式是一样的。因此，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将仅讨论简单的非交换经济。
在这里，有两种类型的组织形式需要考虑。第一种是独立的庄园，在这里大多数的生产工具属于庄园主，所有的人都顺从于他。第二种是独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里一个中央结构在处理所有物质产品和劳动的服务，并对它们做出价值判断。在最开始，我们同等看待这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些个人对生产资料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们既不期望在生产中与别人进行合作，也不期望从其他的经济单位
赚取利润。此时，不存在物品的价格，而只存在物品的价值。因此，当我们把我们分析的重点转向非交换经济时，我们就开始了作为利润根源的价值现象的探索。
我们知道，在这两种情况下，也存在一个循环流动的生产过程，其中，成本定理在严格地起着作用，这里所说的成本定理指的是产品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是相等的。同样，这里也存在经济发展，按照我们的定义，指的是对现有商品进行新的生产组合。人们可能认为对商品存量的积累在这里是很必要的，而且会形成一种特殊的职能。这种观点有一部分是正确的；的确，对商品的积累不总是但常常是执行新组合的一个步骤。但它从来不构成一种特殊的职能，因为特殊的职能是需要加上特殊的价值现象的。商品不同的使用方法取决于这两个经济系统中各自的领导者或领导机构。这些商品不同的使用方法所期望的结果是直接达到，还是通过间接地收集存货的方式达到，是完全不重要的。其中参与的个人是否赞同新的目标并愿意承担收集存货这样的工作，也是不重要的。领导者为了这些工作不会有任何牺牲，而且只要权利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也就不会关心下属为了做这些工作所做出的牺牲。如果由于执行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计划从而减少了领导者的下属当前不必要的，但是有可能的消费，那么这些下属会反对这个计划的执行。他们的反对可能使这些生产计划不能执行。但是，如果忽略他们反对的这种情况，那么领导者的下属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就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对于压缩消费、积累存货等活动，他们并不是自愿这样去做的。因此，我们对发展过程进行勾勒时，不应该包括那些应该被插入到我们的分析过程的特殊职能。如果领导者向下属承诺让他们将获得一笔额外的补偿收入，这样做也只不过是像一位将军向他的士兵承诺他们将得到某种特殊的报酬，这只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服从命令的一种赠予，而不是我们所分析的发展过程本质的一部分，它也不能形成特殊的、纯经济的某种类型。因此，“庄园主”和共产主义经济的领导者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程度很小的区别。根据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增长应该属于全体社会所有，而庄园主的眼里却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构成任何本质上的不同。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时间要素在这里不能起到任何独立的影响。当然，领导者不仅要把他们已经深思熟虑的组合的结果，与同时期内运用之前的生产方法和同样的生产要素所得到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