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1940）
一、早年（1859—1880）
无论我们认为血统和教养，或者更恰当地说，遗传和环境在杰出人物的形成方面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对于陶西格来说，无疑这两者最美妙地结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们在描述集这个人、这位公民、这位学者、这位教师和这位人民的公仆等多种头衔于一身的人物时，必须从多方面进行。相比其他人而言，我们更有必要采取传记者的方法，首先从描述他的双亲的家庭和创造这一家庭的两位杰出的人开始。
弗兰克·威廉·陶西格的父亲——威廉·陶西格——1826年生于布拉格。他聪明、能干、有教养。那时，捷克和德国的上空因两国的冲突笼罩着层层阴云，而且越来越浓厚。他厌恶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于是在1846年决定移居到美国去。到了美国之后，他首先去了纽约，然后来到圣·路易斯，并且在药品批发行找到了工作。虽然这是一份简单而且地位较低的工作，但这是当时美国人都喜欢的职业，而且是他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几年之后，他放弃了药材批发商的工作，进入圣·路易斯医科学校学习药物学，在那里，他学到了更多的医学知识，并取得了学位。之后，他在卡隆迪莱特——现在的南圣·路易斯——开办了一家诊所。那时，他常常骑在马背上，带着手枪和药品去看望病人。他的社会地位稳步地上升，曾经担任市长、郡法院的法官，最后担任了郡法院的首席法官。他的诊所的生意相当兴隆，但南北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战火燃烧到他所在的这个州。作为一个坚定的分裂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反对者，1865年，威廉接受了联邦政府税务官的职位。按照1862年和1864年的收益法，税务官为联邦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征税，税务官的收入以其所征的税金为基础，按一定比例提成。因此，只要税务官有耐心，不怕辛苦，就可以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较高的收入。威廉确实做得很好，他的财富日益增加，凭着这份津贴，他开始了他的第四项职业，那就是银行业。
威廉在圣路易斯国有商人银行任副总经理，但他在银行的业绩平平。然而，在银行的客户中，有一家桥梁公司，该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建造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威廉参与了这项风险工程，继而成为该公司的财务主管和总经理，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五项职业，一项给他带来荣誉和声望的职业。
这一企业从一开始就很成功，最终发展为圣·路易斯铁路终点协会。该协会为所有经过圣·路易
斯的铁路建造了联合车站，并用其自有的机车承担起从圣路易斯东部往西直至终点站的全部运输业务。威廉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机智战胜了工商巨头和城市铁路委员会在计划执行过程中所埋设的一切障碍。当一切的事情都经历了，一切的战斗都过去了之后，他顺理成章地当选为董事长，这是一个清闲而高贵的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896年，在70岁时退休。退休之后，他仍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推崇和尊重。他一直活到了1918年。
弗兰克·威廉·陶西格的母亲——阿蒂丽·沃帕尔——是莱茵河上一个小村庄里一位信仰新教的教师之女。这位教师在1848年的革命中被解职了，因此他的全家移居到美国。威廉·陶西格和这位教师的女儿在1887年结婚。他们的婚姻是极其美满的。阿蒂丽是一位娇媚的女子，能干又大方，有风韵又性情温柔，风趣又富有感情。她在逆境中给人以安慰，也是威廉·陶西格成功道路上令人愉快的伴侣。她具有极优美的女中音，与她的丈夫共同爱好音乐。她的慈爱像温暖的港湾，在她长期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家庭中从未产生过任何矛盾。人们很容易想象出这个家的样子，无论是在经济紧张还是后来宽裕的境况中，她都为丈夫和孩子创造了有序而又宽松的环境。三个孩子——弗兰克·威廉·陶西格，在他之前去世的一个弟弟和当他逝世时还活着的一个妹妹——都衷心地爱戴她。这是一个自足的家庭，维持着一个很懂得合作共存的家族。从这一家庭里衍生出来浓厚的家庭观念，对弗兰克·威廉·陶西格来说，在事物的性质上，家庭生活和家庭责任是最基本的东西。
正如我们可以预想得到的，他享受了愉快的童年。他的妹妹这样描述他：
“毫无疑问，他在学习上名列前茅，而且他很早就展现出良好的身体素质。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大男孩，手中总是拿一本书，或是为了学习，或是为了消遣。他读书时全神贯注，什么也不能使他分心，除非那本书根本吸引不了他。他习惯于在全家的起居室里工作和学习。……至于学校，我可以肯定地说，大约在11岁以前，他上的是公立学校。随后他在斯密斯书院学习。……在我们的家庭里，经常演奏音乐，我们能够与鲁宾斯坦和温尼奥斯基等艺术家见面。西奥多尔·托马斯每次来圣·路易斯都会住在我们家。弗兰克很早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了，当时圣·路易斯一流的小提琴家是我们家的亲密朋友，也是他的老师。当弗兰克升入大学时，他已经是一位极有造诣的小提琴家。在大学里，他经常在弦乐的
四重奏里演奏，他还是彼尔瑞乐队的成员之一。音乐是他生平的娱乐和消遣之一……除了在夏季进行短期的远足外，平时他很少外出旅游。”
陶西格与查理士·C伯林格姆先生之间的终生友谊始于1871年，当他们在斯密斯书院同班学习时。他们一块儿进入华盛顿大学，1876年又一块儿转学到哈佛。系主任查理士·F登巴尔的直觉是对的，因为他允许这两位学生免试而直接升入二年级，尽管按规定他们必须参加新生入学考试。陶西格租住在牛津大街一座在伯林格姆看来是富丽堂皇的房子里，在那里他表现出一位杰出学者的风范。他学习了经济学——那时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课程和许多历史课程，并于1879年毕业时以历史学的“最高荣誉”获得者身份参加了毕业典礼。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德国的新帝国》，他曾在毕业时宣读。他还被选入“联谊会”，这是美国全国性的优秀大学生的荣誉组织。有些记录表明在1875年到1879年间，他从图书馆借出了大量的书籍，主要是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但他绝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书呆子。他参加了班上的棒球队，参加了划船比赛，参加了6个学生俱乐部和团体。他兴趣广泛，结交了很多朋友，当然这其中肯定少不了他的至爱——小提琴。
在取得学士学位之后，他于1879年8月在他的另一位终生挚友EC费尔顿先生的陪同下到欧洲去旅行。陶西格在不久以后写道：“在伦敦共同渡过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分别了。我来到德国，在那儿待了一个冬天，从这年的10月到次年的3月，我在柏林大学研究罗马法及政治经济学。3月，我离开德国，在意大利又和费尔顿会合。我们在意大利共同渡过了两个月，然后经由日内瓦前往巴黎。5月，在巴黎，我们又一次分别了，费尔顿在回国途中又到英国去，我就到欧洲各个地方去旅行，主要是奥地利和瑞士。”在欧洲旅行期间，他在纽约《民族》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充分反映了这位年轻人严谨的治学态度。
为了能进入法学院学习，1880年9月，陶西格回到了哈佛。当时他没有确定把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他觉得法律同样重要或更重要一些。后来，他接受了学校艾略特校长的校长秘书一职。虽然工作很繁重，而且不是专职工作，但他被引入了大学行政管理和大学政治这个神秘的领域。于是，他开始担任这项服务工作，并且在以后的60年生活中，一直以此为中心。
二、事业上升期（1881—1900）
陶西格决心
学习法律，这一决定使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耽搁他的秘书工作，从而有更多的精力去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选择的特定题目是美国关税立法史，这一选择表明在他的思想中历史成分所占的重要性。当时像陶西格这样对科学具有强烈兴趣的人都认为，经济政策等重大问题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历史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我们在这里需要——以后也将需要——特别强调两点：毫无疑问，陶西格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很伟大的理论知识的传授者。后来出现的那些崇尚制度学派的学者，同时也是他的理论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制度问题是陶西格研究的重要部分。他们不仅尊重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而且认为与其说陶西格是一个对手，不如说他是这方面的先驱。对他来说，经济学永远是政治经济学。他所接受的早期教育和他所使用的一半研究工具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而且它们主要是历史的。简言之，他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历史、法律、政治等方面无所不包。凡是熟悉他的人，没有一个不赞扬他根据社会学背景和历史背景来观察问题的这种能力。
他选择的国际贸易课题，也说明了他彻底的历史主义精神。他于1882年得奖的那篇文章《美国实施的对新兴工业的保护》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于1883年刊印成书——这是一部很成功的书，第二年就需要再版。这本书包括的理论很少，但运用了他擅长的以事实为基础分析问题的方法。附带的，这一著作还有极其典型的、我们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这一方面预示了陶西格日后在关税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他杰出成就的重要方面。这就是构成他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的那种均衡和成熟的判断力，这在他只有23岁时所写的这本书里就表现得十分惊人了。由于美国的政治背景和经济措施，陶西格对美国的关税立法持怀疑的态度。诚然，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但他也不是一位自由贸易论者。他坦率地接受在他看来是站得住脚的保护主义论证中的所有理论——特别是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从来没有试图驳倒它。他也不会像拥护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所习惯做的那样。那不是他的方式。他以实际而又公正的精神研究这一问题，就像他研究任何其他问题一样。
在以后十多年中，他的创造性工作借着这个幸运的开始一直顺利地进行着。在《对新兴工业的保护》之后，他又出版了《现行关税史（1860—1883年）》（1886年）。这两部书发展为《美国关税史》（1888年，以后陆续刊
行了许多版，直至1931年的第8版）。这部理论著作使他一举成名，并且成为美国在该领域中的第一位学术权威。事实上，作为一位政治的和经济的分析家，在任何领域中都难以找到像他这么杰出的人。他在那个时候所写的大多数文章也都是围绕关税问题进行讨论的，但那个年代中大家关注的其他问题也同样吸引着他，并且他对其中两个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白银问题的政治和经济方面似乎深刻地打动了他。由于他对政治、经济知识全面、彻底的掌握，所以他从1890年开始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1891年，他出版了《美国的白银情况》，这本书成为反白银学派的标准著作，并在整个文明世界里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1891年，他还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对于铁路运费理论的贡献》。与他在1893年前发表的所有文章不同的是，该文采用了纯理论的论证方法，但即便如此，这篇文章也是和“实用”问题有关的。的确，他的作品表现出他充分地掌握了当时经济学方面所有的分析工具。但是他虽然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些工具，但是直到30岁之后，他才对这些工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84年，他为爱密尔·德·拉维莱德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一书的译本撰写了序言，从而也表明了他对传记的相当大的兴趣。该序言可能是当时的陶西格方法论观点的唯一反映，也从其他渠道增加了我们对陶西格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观点的认识。作为伟人，陶西格具有鲜明的个性，这在这篇序言里也有所体现。大多数人在这类的序言里会只写一些奉承和赞扬的文字，或者根本不去写它，但陶西格不是这样的。他除了用简洁、朴实的文字表示赞美外，还用极其礼貌的措辞表示了他的批评和异议，并且指出了他认为错误的地方。他真诚地指出，拉维莱德的一些观点“缺乏可信度”。他之所以推荐拉维莱德，是因为后者不像别人那样完全“脱离了所谓古典体系”。陶西格有保留地同意该书作者对放任主义的批评和对政府干预的拥护。虽然陶西格认为拉维莱德的人道主义色彩过浓，但赞扬他“以事实为依据”的做法，并支持概述总的内容是正确的，但有一章缺乏“深刻的论证”。
从陶西格自己所发表的作品来看，第一次表现出一个理论家对理论的兴趣的迹象，是他在1898年发表的作品。他在这一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丛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关于李嘉图的解释》和《马歇尔教授的价值论和分配论》——非常肯定地确立了他理论的导向。第一篇论文凝练地告诉我们，在陶西格看来
，李嘉图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我们从这个杰出的理论家所写的文章中可以推断出，在陶西格生活的年代，为什么李嘉图的唯一竞争对手是庞巴维克。陶西格欣赏并吸收了这两位伟人的观点，因此，在理论风格上，这三位伟人的思维方式存在基本的相似之处。第二篇论文同样清楚地表明了他在当时和以后与马歇尔的理论结成联盟，并把马歇尔的理论作为自己课堂讲义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
目前，我们将只讨论189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显示出陶西格的创作在理论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另外两篇文章，即《利息和利润的关系》和《德国经济学家手中的工资基金》。这两篇文章是当时他正在撰写的《工资和资本》一书的两部分，它们也为这本在1896年出版的书的整个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1897年，他的《货币数量理论》一文由美国经济协会发表，这为日后“陶西格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谈一谈陶西格在大学里的事业。很明显，1881年到1896年对陶西格来说是艰苦奋斗的年月，因为他给自己增加了更为严格的专业活动。在这段时期，他是《公共服务档案》编委会的成员，他在《波士顿先驱》、《广告人》、《民族》等杂志发表文章，还参加科布顿俱乐部和马萨诸塞改良俱乐部等社团的一系列活动。毫无疑问，这一切对一个强壮有力的人来说都已经超出了体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但他却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没有多少消遣和休息的机会，虽然他似乎能够找到时间来维持他在音乐方面的兴趣。
在同一时期——或者具体地说，在1882年3月——他被委派为1882—1883年的政治经济学讲师；由于这一学年里唯一的政治经济学正教授查理士·F登巴尔不在，所以这一委派的重要意义大大提高。这尤其意味着概论课程（现在的经济学课程A）委托给这位青年了。
现在我们已经第二次遇到这位杰出的人的名字了，任何陶西格的传记都不能不提到他。登巴尔不仅是第一位介绍陶西格进入这一学科领域——日后陶西格成为这一领域的学科领导人——的卓越导师，如果我们拿他的一些论文与陶西格早期的作品相比，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格调、文风，还是写作方法上，两者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是登巴尔教授预见了陶西格的未来并选择了他。登巴尔曾经是《波士顿每日广告报》的主编，当校长艾略特说服他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时，他已经隐居田园。那时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被弗朗西斯·鲍恩教授作为道
德哲学课的一个部分来讲解。由于陶西格在登巴尔讲授的一门课程中担任助手，所以我们很可以认为陶西格之所以取得讲师职位是和后者的推荐大有关系的。
在登巴尔返校之后，由于论资排辈的原因，陶西格的前景明显变得黯淡了。那时候处在哈佛阶梯最低层的任何真正能干并且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似乎都面对着——就像现在一样——一种困难的抉择问题：是把无限多的时间花费在一个不太满意的职位上，还是去从事更具吸引力的其他职业？陶西格暂时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1883年6月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一方面在同年8月接受了兼职讲师职位，讲授关于关税立法的部分课程；另一方面打算花3年的时间进入哈佛学院学习法律，然后再去实习。这种安排一直继续到1886年6月他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此前（几个月之前），他拒绝了哈佛大学任命他为专职讲师的邀请，而接受了为期5年的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的工作。
因此，从纯粹的名利观点来看，改行到司法界是一个损失——因为它本是未雨绸缪的手段，而最终证明这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有责任强调指出在陶西格的思想装备方面法律锻炼所作出的贡献。首先，法律锻炼对陶西格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必须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才能在其研究的领域内有所建树，目前尚无定论，但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却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和合理的理想。其次，法律锻练在那时也许是提高经济学家逻辑思维能力的最好的可以利用的方法。最后，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法学所讲授的内容，肯定与经济学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如果把罗马法包括在学习的范围之内，那么在研究制度方面所取得的好处必然是不可估量的。陶西格正是这样的人，他能够充分运用这些好处。法律的烙印实际上既存在于他的教学工作中，也存在于他的研究工作中，任何善于观察的人都能够看到这种关系。
他在1886年秋天就担任助理教授了——实际上承担的是正教授的责任。关于关税立法的半年课程照旧进行，那些一般的基础性课程也都由他讲授。而他的著名的以后被称为“经济学II”的课程也开始了它的光辉发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课程也不时加入他的授课内容中。
在适当的时机，他被升为正教授（1892年），1901年，新成立的亨利·李教授职位机构也授予他教授的职位。当时他写道：“我希望能够住在剑桥并为哈佛工作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刻。”但是实际上1886年的委派对他的
一生起着决定性作用，陶西格自己也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从此以后，他安定下来了。在1890年的课堂报告里，他以坚定的口吻说，从1886年以来，他就过着“大学教师的一成不变的平静生活”。这反映出他对当时的生活比较满意。有一次，他在学校的校庆会上这样说：“我非常幸运地被及时选定参加本校建设250周年的庆祝会。作为全校最年轻的高级教师，看来我比其他人更有机会参加学校300周年的庆典。”这些话，反映了他对哈佛怀有深厚的感情。
1888年6月29日，陶西格在纽黑文的埃克塞特和来自波士顿的伊迪丝·托马斯·吉尔德小姐结婚了。他们的儿子威廉·吉尔德·陶西格生于1889年。那年夏天，他在当时大家叫做诺顿住宅区的地方修建了住宅（斯考特街二号），希望“在这里长期过着和平而宁静的生活”。其长女玛丽·吉尔德（以后和杰拉尔德·C汉德森结婚）生于1892年，次女凯瑟林·克劳（现在是莱德弗·奥比博士的夫人）生于1898年，三女儿海伦·布鲁克斯（若干年以前就是医学博士了，是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儿科专家）生于1898年。
除了教学和搞科研之外，他还不停地参加各种活动。他经常写一些文章反对白银的自由兑换。1893—1894年，他成为剑桥学派委员会的成员、马萨诸塞州政府税收法令委员会的委员、波士顿商会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公约组织的代表等，他还参加了在大学里不感兴趣的行政工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1888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协会的会员；1895年，他被选为英国经济协会（皇家经济学会）的美国通讯员。这些事情在一个平凡人的生活中可能是重要的，但在这里叙述它们只是为了让为数众多的对陶西格感兴趣的朋友和学生能了解他的完整经历。为了他们，我们还要补充一点：1894—1895年的休假时间，他是在国外度过的，其间有两个月在卡普里，另外两个月在罗马，在这一期间他通过大量阅读意大利的有关书籍，进一步强化了专业知识。
当他回来时，许多工作在等着他。他所在的经济系迅速地成长着，上基础课的学生已经超过500人了。他觉得给这500名学生上课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但是他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满足，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接触大量的大学本科生的令人振奋的机会”。但事实证明，更大的满足来源和更大的令人鼓舞的服务机会，是他被任命为《经济学季刊》的总编辑。1889—1890年，当登巴尔不在时，他曾
经临时担任这一职位；从1896年起到1935年为止他一直担任这一职位。最后，我们借助于从他1895年的课堂报告中摘录的一段话，给他这个阶段的工作做一个恰当的总结：
在大学政策方面，我坚决主张把大学缩短为三年制，并稍微修改入学条件的规定，对于希腊文不再给予任何特别的重视。……在政治上我是令人头疼的中立者（无党派人士），我期待出现一个新的政党，并希望这个政党将公正地主张合理的关税、健全的货币，尤其重要的是改革行政制度和建立忠实的政府。
三、中年(1901—1919)
尽管已经42岁了，但陶西格并没有感到自己有衰老的迹象。在他的生活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急躁或狂热的情绪。他依然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志向。但即使这样，虽然他在体力上完全应付自如，可是他忽然发现自己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精神衰弱。这种疾病在教授或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人群当中发生的概率较高。为了完全放松自己，他请假到国外休养两年，他先在奥国的阿尔卑斯山的梅兰度过了一个冬天，然后又在意大利的里维埃拉度过了另一个冬天，其间的那个夏天（1909年）是在瑞士度过的。这样，他恢复了体力，避免了一场灾难。从1903年秋天起，他重新回到哈佛开始了自己的教学工作，并同时继续从事《经济学季刊》的编辑工作。此后，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协会的会长，在1904年到1905年他都担任这一职位。但也仅此而已：1901年到1905年在他的学术成就史中是一段空白时期。
1905年年底，他又恢复了从前的状态，重新成为一名教师兼学者。这一期间，他充分地发展了他的教学方法，他高超的教学技巧也使他在世界范围内享誉盛名。在科研方面，他在最初选定的国际贸易领域中继续进行钻研，这些年中他所写的大多数论文都属于这一领域。他的努力并不是徒劳的，并且收获颇丰，这表现在他那本于1915年首次出版的《关税问题面面观》一书中。这本书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杰作，运用了大量产业界的事实进行分析。
也是在1915年，陶西格到布朗大学教学，并以“发明家和会赚钱的人”为题把讲稿发表出来了。此书是他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的研究成果的汇总，而且他也是最有资格写此书的人。这个一般的研究领域可以称为经济学的社会学或经济行为的社会学。制度的研究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建筑于制度背景上的对个人或集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