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理解工资、地租和利息的基本原理现在都自动摆在我们面前了。归根结底，原始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和劳动的劳务。一切商品，包括生活资料和资本货物，最终都还原为这两者。产品价值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后者通过资本货物这一媒介——还原为土地和劳动，土地和劳动也因此获得了自己的价值。并且在市场和自由竞争情况下，土地和劳动也取得它们了相应的价格，那就是它们的工资和地租。因此，根据庞巴维克的说法，工资——将来一定会增加为附带条件——是以“劳动的边际生产价格”这一术语来表述的。劳动是根据它的“生产的贡献”，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劳动是根据它对社会经济过程的边际重要性而得到补偿的。同样地，关于地租也可以这样解释，尽管在这里庞巴维克只说到劳动。在这类假定之下，国民总产品将分解为工资和地租。这样一来，几乎是非常突然地，庞巴维克向我们提供了这些古老问题的答案，就其正确性、简明易懂和成效性方面而言，都超过了过去的一切成就。
借用我较早用过的比喻，这一理论是整个建筑的第二支柱的顶盘。但考虑到其他要素的作用，这里既没有谈利润也没有谈利息，并且无意谈及。在这里我们应当设想一下本文引用过的《历史与批判》中的论述，这一论述用以说明所有从前那些要使利润和利息符合这一描述的贡献是不恰当的。但这一工作我不得不放弃，而且只要说明庞巴维克指出了两个与收入与成本之间的均衡有抵触的事实就足够了。
他把其中之一概括在“摩擦”这一标题之下。在生产手段的流动方面所发生的阻塞，能使消费品的价格暂时地，甚至有时是长期地偏离成本法则所确立的价格标准。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既是利润的来源，也是亏损的来源。这样，庞巴维克就接受了用市场机制不完善来解释企业家利润的说法；企业家的地位使他能够通过这些不完善而取得确定的利益——同时，他对消除这些不完善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中之二是时间的推移，那是一个“山谷”。根据庞巴维克的观点，我们必须在这一“山谷”里寻找关于利息现象的解释。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建筑在现已衰朽的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这一上层建筑最具有他的个人特色，它把他与在其他方面和他最接近的那些人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这一上层建筑包括他对那些最困难和最深刻的理论经济学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一建筑物的雄伟的外观，无论是对朋友还是敌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以上看到的，如果要概括我们对资本净收益的意见，那将是：它在
他的整个体系上烙下了一个特别的印记，它改变了我们对几乎所有其他问题的看法，并扩展到经济学讨论的一切方面，甚至还超出这一范围进入社会见解的广泛领域里。
七
利息理论一直被称为兑换和贴水理论。它的基础是以下命题：人们对现在商品的估价，比对将来可以得到的、在其他一切方面都相同的、可能比同种类和同程度欲望的那些商品的估价更高。因此，这里有争议的是引进了一个新的事实，即扩展了经济学的事实基础。但这一事实并未超出价值原理的范围之外；更确切地说，它是关于我们的估价的个别特点的发现——在庞巴维克之前也曾偶尔有人“预先讨论过”，但只是由杰文斯系统地加以论述过。在庞巴维克看来，价值理论有机地吸收并适应了这一事实，而且也没有削弱这一理论的连续性或其基本主张的统一性。相反地，在他看来，利息理论也是边际效用理论的必然结果。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参阅《历史与批判》），这一利息理论的决定性特点是：资本投资利润率的所有比较间接的决定因素的效果通过现在和将来商品之间的价值差别这一共同媒介来传输。那就是说，利息只不过是这一价值差别的价格表现，是通过主观价值和价格理论从这一价值差别中产生的；而找出这一价值差别的原因是第二个问题，也是更深一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庞巴维克理论的一些其余的主要特征。它属于庞巴维克在他巨著第一卷的结论中所描述的三类利息理论中的第三类。这三类分别是：第一类——“生产力理论”，它因为把自庞巴维克以来一直被称为“物质的”生产力和“价值的”生产力混淆起来而以失败告终，第二类——“剥削理论”，它没能表明为什么竞争的力量不能消除“剥削的”收益；第三类理论在价值领域本身寻找利息的起源，认为既然利息率是一种价格现象，那么它的起源必然可以在这里找到，贴水理论便属于这一类，这是最为成功的利息价值理论。只有时间流逝对主观评价的影响才能产生那种能够以下述方式将商品流量的一部分递到资本家手中的力量。
严格地说，为满足我们需求的一切供应都意味着要考虑到将来，因此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在需求的影响下进行的。关于这种需求，我们只有在将来才能体验到，不过我们在现在就可以想象到，并且，根据庞巴维克的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概念，这一性质表现得越明显，这种活动越是“资本主义的”。另外，经济活动也要受到我们只有在将来才会遇到但现在能够预测到的客观需要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经济行为和
我们的估价的对象是将来的商品——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对象。显而易见，这些估价是可以借助同样的边际效用原理加以理解的。除此以外，必须补充以下事实(不过它们从原则上讲没有更多的关系)：与我们有关的是想象的而不是感觉到的需要（永远要记住前者和后者是同样可以较量的)，与我们有关的不是供求之间现在的关系，而是在未来某一时点上的关系。将来的满足永远必须乘以一定的系数，这一系数表示预期的效用的概率(“危险的保险系数”)。
在庞巴维克引入一个对价值分析十分重要的事实时，他认为现在的商品比同数量和同种类的将来的商品，具有更高的主观价值。
第一，人们或者希望对将来的欲望进行更充分的准备，或者（当情况不是这样的时候）占有的现在的商品既可以作为应付现在的欲望的供应，也可以作为应付将来欲望的准备(特别在货币经济里，因为那里总是可以不用怎么破费就实现这种“节约”的)，因此，现在商品的价值至少和将来商品的价值相等，而在经济中总是存在将来商品对现在商品的一般的“价值贴水”。
第二，人们在一般情况下总是低估未来的欲望。将来的欲望不容易全部为我们所知，想象的欲望和实际感觉到的欲望不具有同样明显的迫切性，最终，一般的个人根本不进行超过一定时间范围以外的准备。这些心理因素彼此互相加强，其结果就是“低估将来的享受”——这就是能说明现在商品的价值贴水之所以存在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因为“耗时”的迂回生产是更有效率的，即一定量的原始生产资料应该首先应用于中间产品(如工具)的生产，这样再将它们应用于消费品的生产时，就能比把它们全部应用于消费品的直接生产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所以原来的生产资料（即较早应用于迂回生产的那些)在任何地方都能显示出比后来的生产资料(即应用较晚的那些)在技术上的优越性——除非在此期间有新的发明或类似的东西使得使用“老的”生产资料的方法变得过时。
这里产生了一个在前面没有出现的大问题：第三个要素在“耗时”的迂回生产中，是否不仅导致了数量更大的产出，而且导致了价值更大的产出？对此，庞巴维克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根据迂回生产法则，某种数量的现在的生产资料，当应用于这种迂回生产上，在将来的一切时间，其产出的产品数量要大于同样多的生产资料在这些试点上用于直接生产的产出。同时，它比同样大的数量以后用于较短的时期时也提供更多的产品，因为生产资
料的使用中的迂回性越大，它们的生产力就越大。由于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可以利用的同一商品的两种数量中，数量较大的是更有价值的，所以较早的时间可以利用的某种数量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生产力（不只是物质的生产力)必然——根据我们的假设和庞巴维克的意见——总是大于在时间上晚些使用的同等数量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生产力，无论这两种生产资料是否在同一时点上被生产出来。而且采取“耗时”的迂回方法，人们可以等待这种生产方法的预期较大的和更有价值的产品，那就是说，那部分足以供任何迂回生产参与者使用的生活资料，实际上现在就可以使用了。这样，从迂回生产所取得的“剩余价值”决定于现在的消费品资源的存在，并且根据转嫁理论的一般原则，这一“剩余价值”也转移到现在的生活资料中。因此，这里又出现一个——第三个并且是最重要的——有利于现在的而不利于将来的消费品的价值贴水的理由。
迂回生产的物质的剩余生产力这一命题，正如认为这种生产提供了独立于另外两个理由之外的、用于说明现在商品对未来商品的贴水的第三个理由的命题一样，曾经引起过很多的争论，并产生了一整套的“关于第三个理由的文献”(对于这些争议的反应见第3版和补论)。我们无须研究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只指出这第三个理由(对庞巴维克来说，它在原则上是独立的)在他看来是如何和其他两个理由相关联的。当然，十分清楚的是，社会的生产资料将显著地集中到那些可以达到最大边际效用的行业，这一一般原理也适用于在将来的不同时点上所发生的不同的生产结果之间的选择上。第三个理由可以说明迂回生产过程是无限长的，因为生产期间的任何进一步的延长，在我们的假定之下，必然有希望进一步增加产品的数量及它的价值，虽然增幅不断减小。但是根据第一个和第二个理由，这些不断递增的价值量必须用一种递增的预期折扣来估价——而前两个理由与第三个理由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将决定能产生最高(现在的)价值结果的生产周期的长度。因此，对任何个人来说，这三个理由的影响都不是多余的，其中前两个理由当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抵清第三个理由的影响。
所有这些理由对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程度上产生的影响——价值贴水——显然是所有个人共同的心理现象，但就不同的个人而言，它所起的作用及产生的效果是大不相同的。但正是由于这一现象必然会使人们产生在估价上的差异，从而使得他们之间有可能进行现在商品和将来商品的交换，一个现在和将来商品的
市场由此诞生；而“边际对偶”理论为现在商品和将来商品决定了一种一致的客观的价格贴水——这样就产生了利息论——在庞巴维克无懈可击的公式模型中，这就是现在商品和将来商品相交换时的贴水。像任何价格一样，这一贴水具有双重调节作用。首先，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方面对未来商品的估价有可能低于市场贴水指标的人，也会适应这一贴水。其次——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现在商品在远近不同的未来时点上对未来商品的贴水的大小，与各个单独的时间间隔的长度是成比例的，”而个人对将来的低估，很可能是间断地和不规则地发生的。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现在享受和一年以后的享受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而一年以后和两年以后的享受之间的差别几乎是看不出来的。
简单地说，这就是庞巴维克的著名的利息理论的精华。但他不满足于一个概述，他把他的意见深入而广泛地贯彻到整个资本主义结构里。如果我们要简单地叙述他的理论，则需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证明凭经验可以确定的资本利息的来源确实是从前面描述过的“支柱”中产生的；另一个是如何从这一理论基础来求得利息率的水平和变动法则。
要说明贷款的利息率是不难的。只要把贷款定义为以现在的商品交换将来的商品，就说明了问题。此外，十分明显的是，任何寻求消费贷款的个人对现在商品的估价必然高于对将来商品的估价，因此，即使贷款者并不低估将来的商品，利息率也会产生。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对于任何寻求生产贷款的人来说，对未来的净利润的预期也会确定这样的贴水，因而其结果是相同的。但是有关资本收益率这个重大的社会事实的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中上等阶层赖以存在的基础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恰好在于怎样解释这样一种净利润及它在经济流动中定期出现的问题。来自企业家之手的这种资本净利润，由于把它和基本论点联系起来而得到了解释。
这是庞巴维克卓越技能的另一成果，对于这种情况，解释的原则也可以很容易地用同样不言自明的公式表示出来：企业家购买的生产资料一部分是由土地和劳动的劳务所组成的，一部分是可以还原为两者的。土地和劳动的劳务是潜在的生活资料，由于这一特性，它们才具有价值。但它们只是将来的生活资料，它们的价值必然少于同一数量的现在的生活资料。土地和劳动的服务将按照它们的现在价值从它们的所有者那里购买，它们的将来产品将按照将来出售时它们的价值出售。这样
，当现在的生产资料在企业家手里开始朝向它们的可供消费的成熟期成长时，增值就产生了——这一增值就是企业家的资本净收益的基础。要把这一理论应用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中，不总是容易的。这方面的许多问题——特别是由于同一生产资料在生产周期不同的生产过程中具有多种使用价值而产生的困难——都被庞巴维克解决了，他那种无限关注的态度会使他的著作成为即使在我们学科的最遥远的将来也依然闪耀着光芒的无价的指南。
下一步就是说明这些价值关系总是导致一种价格贴水。这一价格贴水将作为原始生产资料的全部未来边际产品的货币价值的一种折扣。它一方面会出现在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交易中，另一方面会出现在工人和拥有资本的企业家之间的交易中。或者，如果我们把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功能区分开，而把企业家看做纯粹的介于原始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人，则这一价格贴水将出现在资本家和由企业家所代表的工人和土地所有者(如果这样是正确的)之间的交换中，作为由资本家所垫付的生活费基金的一种价格贴水，换句话说，以利息率的直接形式出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资本家是以其作为现在商品商人的本质角色出现的——也许乍看起来这是一个很陌生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却非常深入地看透了经济过程的本质。这两种形式都涉及同一核心，都说明贴水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要说明它在第二种形式中的必然性，这一形式很可能还原为第一种形式。
在这个“生活资料市场”上，资本家面对的是工人和地主。生活资料的可利用的数量和劳动与土地的劳务的可利用的数量，在任何时候都是既定的(关于这一假定的前半部分的一些进一步论述将在以后补充)。对资本家来说，他们的消费品的使用价值是无关紧要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只能消费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对他们低估未来商品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忽略，如果这种低估存在，就更不必说了，我们的贴水必然发生。对工人和土地所有者来说，对其劳动和土地的服务的评价产生于他们在直接生产中的潜在效用(就他们本身能够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他们也就负担起资本家的可分割的功能)，严格地说，这种评价就成为下限——低于这一下限，工人和土地所有者是不肯进行交换的；但在现代的条件之下，这一界限是相当模糊的。在这些条件之下，即使是极小的贴水，甚至接近于零，资本家也会愿意交换。对工人和土地所有者来说，根据迂回生产法则，任何超过直接生产的超额报酬决定于他们占有的可
以利用的生活资料，因此，只要他们能够得到这一剩余，哪怕只是得到其中很小的、接近于零的部分，他们也将愿意交换。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在一定的生活基金所允许的生产期间的延长点上，工人和土地所有者对生活资料的需求的强度。一般来说，事实的确如此，不论这一基金如何大，它总是有限的。但同样的，以下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在给定的生活资料所允许的生产周期延长限度内，总可能获得较大的剩余报酬。因此，在设定一个可行的生活资料规模时，如果没有贴水，则仍然会有对更多的生活资料的迫切需求，而这一需求是无法满足的。由于任何有限的生活基金都难于满足这一需求，结果导致任何在一定价格上仍然旺盛的需求具有提高这一价格的影响。据此，现在商品的价格一定总是高于将来商品的价格，从而必然会发生一种贴水，也就是利息率——这就是需要证明的事情。
反过来就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利息，则生产周期的无限制的延长将成为有利的；显然，随之而来的就是商品的稀缺，这又会导致直接生产，从而导致利息的再出现。这样，利息在经济中的真正功能就很清楚了。打个比方说，这是一个制动器或调速器，它使人们不超过经济上所允许的生产周期的延长程度，并备置满足现在欲望的东西——实际上这些现期需求也给企业家施加了压力。而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反映现期需求的相对强度的原因——在每一种经济中，未来的和现在的利息就是通过现在需求的相对强度而被人们感知的。因此，这也是人民的智慧和精神力量，其强度越高，利息率就越低。这也就是为什么利息率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的原因：因为文化水平越高，可以利用的生活资料的储量将越大，生产周期越长；根据迂回原理，生产周期进一步延长所产生的剩余报酬就会产生，利息率也就会越低。这就是庞巴维克的利息率递减法则，就是他对这门学科中让很多人费尽心思都没有取得成果的这一古老问题的解答。
我们的论证进一步表明，由于只有给现在商品一定的贴水才能使现在的和将来的相对需求彼此之间得到适当平衡，所以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现在和将来商品的价值也不能是相等的，而作为利息率基础的价值现象即使在那里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需要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来关注这一现象。这样，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也不能简单地取得他们的产品，因为生产现在商品的工人所生产的，比生产将来商品的那些工人所生产的更少。因此，无论社会决定如何处理和价值贴水相对等的这一商品数量，
它也绝不会自然演变为作为工资(而只能作为利润)由工人获得，即使它被均等地分配于他们中间。这很可能产生实际的结果，如社会有机会自觉意识到其各个成员对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的价值只能是对他的生产能力的贴现价值，同时，所有具有相同工作能力的工人都应获得同等评价，但即便在这种场合也必然产生“剩余价值”，它是作为特殊收入出现的。但是从理论上说更重要的是结论——在这里使用一个有关这一命题的论述中已经为人接受的术语——利息率是纯粹经济的而不是历史的或法律的概念。这里正好提出对有关剥削的概念的两处修正：第一，人们只能在这种意义上说“剥削”是利润的原因，即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剥削也存在；第二，不仅有对劳动的剥削，也有对土地的剥削。从对道德和政治的评价而言，这一结论当然是不相干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将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的“剥削利得”；但对我们深入了解这一问题的性质来说，它就极为重要。
这样，一条有关庞巴维克的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成果的完整逻辑链就很清楚了，而且再补充更多的环节也不难。关于这一问题，我只想指出，在通往关于工资和地租的完整理论的道路上，我们的论证也将我们推向了第二阶段。在价值和价格理论里，我们把工资和地租看做这两种原始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结果。现在我们能够补充的一个命题——在这里，庞巴维克的工资和地租理论与那些在其他方面和他最接近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分道扬镳了——可以阐述如下：工资和地租是土地和劳动的边际产品价格乘以它们的数量，并贴现后的价格表现这种工资理论已由陶西格——庞巴维克最杰出的战友——进一步发展了。——原注。这一命题绝不是背离边际生产力的观念，而显然在某一重要方面加强了这一观念。
在这一点上，我要提到一个来自同一基本观念的更为精彩的发展，这使我们能够把地租现象看做一般理论的一个特殊情况，并加深我们对它的理解——这就是耐用商品的利息和资本化理论。拥有一种以上用途的商品可提供各种服务。满足我们需要的商品的服务，它们被直接估价，而这一商品本身的价值只是这些价值的总和；因此，在任何时刻，这一价值就是还没有从它那里“抽出”的劳务的价值总和。当这些服务变成职能定期地、分时段地使用时，对这些服务在更远的将来的评价是依据低估未来商品的原理做出的，而且它必然是通过对现在商品贴现的过程得出的。这样，一个在经济实践中为人们所熟悉的过程，就以极其简
单的方式，被纳入一个大原则的框架之中，并由此得出这类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形成的解释——资本化的解释——以及为什么提供无限多的劳务的商品（如农业土地）还具有确定价值的解释。只有这样的分析才产生了“地租是净收益”的精确论证。因为我们直接看到的只是土地的物质产品，它与总收入是同样的东西。传统的地租理论，从重农主义时期以来，论述的仅仅是问题的这一方面。因此，庞巴维克就可以说，经济分析完全没有深入这一问题的经济本质，即纯收入问题。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采石场在100年的生产里每年有1000克朗的收益，而此后会变得毫无价值，那么即使它的价值没有被低估，它的所有者也不能花费这个收入总数中的任何一部分，否则他就会耗尽他的“资本”。只有根据这里所描述的理论观点，地租才表现为一种纯收入。我们几乎不需要再详细地说明，这一整体理论结构——就解释的价值和深度来说——与李嘉图的论述相比是多么非凡、卓越；同时，它不仅在批判性方面，而且在结构方面，大大超过了李嘉图的论述。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恰当的位置，可以清楚地观察利息现象是如何盖住其他所有的关于纯收入的枝蔓，穿透一切评价，向一切经济过程伸展的。这一现象是无所不在的。并且人们也认识到，资本的净收益不是和工资与地租平行的一种收入，而是和后者对峙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完全是新的，并且代表着前进中的关键一步。从那时开始，这一理论就在许多方面被仔细地加以精心阐述，并且在欧文·费雪和FA费尔特的著作中得到了系统的发展。
现在我们接近了把我们引向庞巴维克的建筑顶部的阶梯的最后一级。他第一个充分地认识到生产周期的长短两个方面——生产力方面和时间的经过方面——的重要意义。他阐明了这两个方面的准确内容及它们在边际效用分析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进一步使生产周期长度成为经济均衡的决定因素，这样一来，就使得“生产力”、“经济周期”、“商品流动”等概念的意义变得十分明确。同时，他把出现在经济生活中的很多关系纳入分析的范畴中，这些关系至今还没有获得详尽的阐释。但到现在为止，他的同事当中极少有人能在这些曲折的道路上跟上他的脚步。而关于他的生平事业的卷帙浩繁的讨论大都集中在他的研究的最初几个阶段，以致那些一贯受到边际效用理论反对者非难、被认为徒劳无功——如同马克思体系的比较部分——但恰恰具有丰富成果的部分，至今还未能成为可以被更广泛的读者接受的理论。很少有人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