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下，你是否曾经听什么人说过类似的话：“纳税是最好的投资，它们是培育生命的甘露。想想吧，赋税让多少家庭能够维持生存，然后再想象一下它们对工业的间接影响，它们的好处可真是数不胜数啊，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无边无际。”
我不得不再次重复前面的论证以驳斥这种荒谬的说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它的论点比较严肃，人们无法对它随意指手画脚。因此，跟巴斯勒1（Basile）一样，政治经济学也为自己的应用“准备”了好几个谚语，我们可以肯定，在它看来，教育就是不断地重复。
政府官员花掉他们的薪水所享受的好处是可以看得见的，这些钱给他们的供应商带来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就你那短浅的目光而言，那些话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渴望减轻税收负担的纳税人的不幸，你却没有看见；供应他们必需品的那些商人由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你就更看不见了，尽管这些事实是明摆着的，头脑清醒点的话你完全可以认1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二幕中，音乐家巴斯勒Basile说：“我已经准备了好几个不同的谚语。”——译者注识到。
假如一位政府官员多花了100苏1，这就意味着，纳税人自己要少花5法郎。政府官员的花费是看得见的，事情明摆着已经发生了，而纳税人那边的情况却是看不见的，这是因为，唉，他根本没办法花到那笔钱了。
你作了一个巧妙的比喻：高温中逐渐干裂的土地（国家），正等着可以救命的及时雨（赋税）。这个比喻没有什么差错，不过，你也应该多问自己一句，这场及时雨是从哪儿来的？这场及时雨是不是从某个湿润的地方蒸发上来从而使这个地方也变得干涸了？
你应该再进一步问问自己，这块土地从这场及时雨中得到的宝贵雨水，是不是比它由于蒸发而流失掉的水分要多得多？这是不是一种浪费？
当老好人詹姆斯先生从口袋里掏出100苏给税务官时，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本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后来，当一位政府官员在消费100苏的时候，又把它还给老好人詹姆斯先生，以换取他所需要的同等价值的小麦之类的东西或者其他服务。最终的结果是老好人詹姆斯先生白白损失了5个法郎。
政府官员几乎总是能够向老好人詹姆斯先生提供等值的服务，以补1法国过去使用的一种辅助货币，20苏等于1法郎，苏在法国大革命后被取消。——译者注
偿他交纳的那笔税款。如果情况
真是这样，那么，这件事也还算是公平的，这仅仅是一种交换关系，因此，我们的论点一点都不涉及官员的那些有效功能。好吧，我想说的其实是：如果你想设计一个政府职位，那么，就请先说明它的用处何在。向老好人詹姆斯先生证明他能得到等值的服务，他付出那笔钱确实是物有所值，而除了这些内在的固有的效益之外，不要再像支持创建新官僚机构的人士那样胡言乱语，说什么这些机构可以为官员本身、为他的家人、为那些供应他们日常用品的商人带来多大的好处；也不要说这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如果老好人詹姆斯先生把100苏交给某位政府官员并得到了真正有用的服务，那么，这种情况就跟他把120苏给某位鞋匠从而换到一双鞋没有区别。这是种买卖交换关系，其结果对双方都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老好人詹姆斯先生拿出100苏给政府官员，却没有得到等值的服务，甚至因此给自己带来了麻烦，那么，这就相当于他把自己的钱给了个盗贼。别再说政府官员花费的这100苏会给我们国家的工业生产带来多大的好处，这种说法毫无意义；比起政府官员，盗贼甚至可以用这些钱做更多的事，如果老好人詹姆斯先生没有倒霉地碰上这两位合法的或非法的寄生虫，他自己也完全可以给这笔钱派上更多用场。
因此，我们一定不能仅仅根据看得见的方面就做出鲁莽的判断，而要习惯于参考看不见的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去年我还在议会财政委员会任职时，因为当时反对党的成员还没有全部被人从制宪国民大会中轰出来。当时，制宪者们的行为还不算很糊涂。我们曾经听梯也尔先生1说：“我毕生都在跟那些保王党人和教会党人作斗争，但自从我们都面临共同的危险以来，我开始渐渐理解他们，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聊天，这使得我发现，他们并不是之前想象的怪物。”
是的，如果双方无法经常接触，那么，敌意就容易被夸大，而仇恨就会越来越强；如果多数派能够允许少数派成员进入各个委员会的圈子，那么，或许双方都会发现，他们的理念差异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认识到少数派的意图也许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正当。
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去年在财政委员会时，每次我们的同事一说到应该把共和国总统、内阁部长、驻外大使的工资固定在一个比较适中的水平上时，就会有人对他说：如果想要得到良好的服务，我们就必须让某些官员能够生活在声望显赫以及富有尊严的气氛中，这是让这些杰出人士奉献他们才智的办
法。无数不幸的人都有求于共和国总统，而如果他总是不得不拒绝帮助他们，他就会陷入痛苦之中。另外各部委和驻外使馆装饰得稍微奢华一1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AdolpheThiers，1797—1877年），法国政治家和著名历史学家。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曾担任过议员和首相（1836年和1840年），最终则在1871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译者注点，也是保证宪政政府正常运转的需要，如此等等。
不管这样的说法是否合理，但总是值得严肃对待的；不管他的想法是对是错，这样的说法至少还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就我本人而言，我可以比很多反对这种说法的人士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一般的反对者不过是被狭隘吝啬和嫉妒心理所驱使罢了。
真正触动我作为经济学家良知的，让我为我的祖国的知识声誉感到羞愧的是，他们从这些论点出发继续胡言乱语（他们总是忍不住继续胡言乱语的），最后提出下面这种荒唐的陈词滥调（不幸的是，却总是有人乐于接受）：
除此之外，政府高官的奢华生活也可以促进艺术、工业和就业发展。国家总统和他的内阁部长们如果不能举行豪华宴会，就无法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完全融入到政治生活中去。降低他们的工资，就必然使巴黎的经济成为无源之水，从而使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萧条状态。
看在上帝的分上，先生们，不尊重经济学规律您至少也得尊重算术吧，这样不知羞耻地跑到国民制宪大会上说，“A数字加B数字的总和，会由于选择用A加B还是用B加A而有所不同
，这样胡言乱语之后还能怪人家不支持你吗？
好吧，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我正准备找个工人来帮我在田里挖一条排水沟，为此我准备出100苏的价钱。就在我跟工人快要谈妥的时候，税务官跑来了，他拿走了我的100苏。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最后这100苏到了内政部长手里。如此一来我田里的排水沟挖不成了，而部长大人的晚宴上多了一道菜。那么，你是根据什么断言，这位官员的支出，增加了全国的经济总量？你难道看不清楚吗？这其实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消费和劳务的转移。内阁部长的晚餐的确更加丰盛了，但相应地，一位农民的田里的排水从此却不畅通了。我承认，身在巴黎的某位包办宴会者能拿到100苏了，但你也得承认，法国某地的某个挖沟工人也少挣了5个法郎。对此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官员的餐桌和心满意足的包办宴会者是看得见的，而让雨水泡了的田地和挖沟工人没活可干就是看不见的了。
我的上帝啊，真没想到在政治经济学中要证明2+2=4竟是这么困难！万一你竟然证明了这一点，肯定会有人不屑一顾地说：“这本来就很简单嘛，谁不明白？啰里啰嗦的烦不烦啊？
然而，在他们投票决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该怎么来还是怎么来，就好像你从来就没有证明过任何东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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