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评论
下面要说的是危机理论，更准确地说是周期性的商业波动理论，它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与其主题相关的陈述，这不像已经说明了的企业家职能理论、信贷理论、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问题那样。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在今天更需要对大量增加的资料进行综合处理，对建立在不同的商业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基础上的数量巨大的个别理论进行阐述和制定。我的工作在这个方向上只是未完成的作品；我所允诺的详细研究还没有完成，而且根据我的工作计划，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再次提及本章，不仅是因为这一章在对危机的调查中具有自己的地位，还因为我认定它是正确的；不仅是因为我相信这一章包含对本书关于这个话题的贡献，还因为这种贡献说明了事物的本质。因此，在这一章，我愿意接受相关的批评。
通过对我所注意到的各种反对意见的研究，我确信了自己的信念。这里我只提两种意见。第一，有批评意见认为我的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危机的心理”。这种反对意见是由一位最有才能的权威人士，也是我最尊重的人提出来的。为了让读者清楚看到这种反对意见的真实含义，我必须更加鲜明地阐述它的真实内容。“危机的心理”意味着某种十分确定的含义，它不同于“价值的心理”，比如它意味着我们要坚信那些商业世界中令人害怕的悲喜剧之间的相互交替，这种情景是我们注意到的，也是在过去的每一个经济危机时期中已经被注意到的。作为危机的理论，它意味着建立在几种情况基础上的科学解释，这几种情况分别为：同时发生的以及相应发生的现象（恐慌、悲观主义等）、之前对股票走势的看涨的趋势以及促销热潮等。这种理论是很空洞的，解释不了任何问题，但是，这不是我的观点所在。我不只讨论外在行为，在我对经济事件的论述中也可以找到心理因素。我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现象——不管现在是否发生——仅仅是运用一串自动运行的客观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即通过论述新企业的出现对已经存在的企业所处的条件及环境的影响来解释的，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所产生的事实已经在第二章进行了解释。
第二个反对意见由罗伊提出，他认为我的理论没有解释危机的周期性。对此，我认为周期性可能意味着两种含义。首先，存在这样简单的事实，即每一次繁荣之后伴随着萧条，每一次萧条之后又伴随着繁荣。但是，我的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其次，周期的实际长度。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够从数字上说明
周期的实际长度这个问题，因为这显然依赖于每种具体情况的具体数据。不过，我的理论对此给出了一般性的回答：在新企业的产品到达市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必然是以繁荣结束，以萧条开始。当吸收创新的过程结束时，一种新的繁荣会战胜萧条。
但是罗伊的质疑还具有其他的一些含义，这些含义被埃米尔·莱德尔明确地表示了出来。他认为我的论证是“不令人满意的，因为我的论证没有试图解释为什么企业家是周期性出现的、企业家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出现以及如果条件对企业家有利，那么企业家是否会不断地出现，其原因又是什么”。有人可能坚持认为，我对企业家成群出现以及由此引起的结果与现象（即这种结果和现象是形成繁荣时期的唯一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如果说我没有努力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我的所有论证的目的都是为了对此进行解释——在我看来就是站不住脚的。企业家能够出现的条件——忽略竞争经济中的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第二章已经进行了说明，企业家出现的条件也可以用可能性的出现来进行简略的、不完全的表达，这种表达从私人经济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种企业家出现的条件必须得以实现；由于个人条件的限制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这种有限的可能性是必需的。再加上一种经济情况，它能够相当可靠地被计算出来。如果人们坚持我们关于企业家概念的假设，那么企业家在这些条件下为什么会出现就不是很难的问题了，这好比人们看到机会出现在面前时，就会立刻伸手抓住是一样的。
现在，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这些观点，我准备把我的理论与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做了最充分努力的斯皮托夫的理论进行对比，这是不带有任何的批评意图的——我的理论很难在彻底性和完整性方面与他的理论进行对比。根据朱格拉的观点，商业周期的波浪式波动才是需要解释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危机，这个观点对我的理论与斯皮托夫的理论都是适用的。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我建立的，不仅出现在这一章中，还出现在第二章中——这种变动的情况是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因此，我们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只能追溯到这种不断变动的情况首次发生的时期（根据斯皮托夫的观点，英国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可以追溯到1821年，而德国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进一步，我们赞同这样的说法，即钢铁的消费量是反映经济状况的最好指标；也就是说，斯皮托夫发现并计算出来的这个指标—
—我在这个方面没有做任何的努力——从我的理论的观点出发，我也认为这个指标是正确的。我同意这个因果关系首先开始于用资本来购买所需的生产资料，而繁荣则首先在工业企业（工厂、矿山、船舶、铁路等）的生产中实现。最后，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繁荣的产生是因为“更多的资本被投资”，更多的资本被用于新的企业，接着这个资本的冲击会延伸到原材料、劳动力和设备等市场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同样也可以理解资本，只有一个例外的情况，那就是在我的论述中购买力的创造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而这是没有出现在斯皮托夫的论述中的。至此，我应该只需要补充一点，即资本的投入不是随着时间均匀分布的，而是会间隔性地大批出现。这是一个极为基本的事实，为此我提出了斯皮托夫不曾提出的一种解释。我接受斯皮托夫关于标准周期的概念。
我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对那种结束繁荣，带来萧条的环境的解释。对斯皮托夫来说，这种环境，一方面，对现存的资本来说，是一种资本产品的过度生产，另一方面，对有效需求来说，也是一种资本产品的过度生产。作为对实际发生的事实的描述，我也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但是，斯皮托夫的观点只是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我的理论则试图让人们理解是什么环境引导那些工厂设备、建筑材料的生产者周期性地生产出比当时的市场所能吸收的数量更多的产品，在解释这些事情时，我的理论所采用的方式可以在本章找到，也可以概括如下。关于第二章中已经确认的情况，即新企业通常不是在旧企业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另外产生的，新企业产生会竞争性地消灭掉老企业，因此，新企业的出现对旧企业和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情况的影响，就是要改变条件，这个条件是适应这个特殊的过程所必需的。通过更详细的讨论，我们之间的区别将会进一步缩小。
把我的旧的阐述精缩，并使其变得无懈可击，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为了让这些基本的观点展现得更加清晰，我还是对它做了一定的压缩。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将对论述的步骤进行编号。
1.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所描述的整个发展过程会不间断地持续下去吗？这个过程与一棵树逐渐成长的过程是相似的吗？根据经验可以得出否定的回答。经济系统不是连续地、平稳地向前运动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逆向运动、挫折等多种不同的运动方式的出现阻碍了发展的道路；在经济价值系统中，也存在干扰发展的因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新的问题。
如果从发展的平稳直线中出现的经济系统的偏离很小，那么，它们几乎就不能构成理论学家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经济中，个人可能会遇到对他来说非常严重的不幸或者损失，但是这也不足以构成任何理由使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同样，那些可能破坏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事情如果是很稀少的，并且被当作是偶然事件的话，那么是不需要对这些事情做全面的调查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反向运动和反馈是经常发生的，这种经常性使得我们一考虑到这些问题，类似于必需的一些周期性就表现出来了。实际上，如果不是从逻辑上对这种现象进行抽象，是不可能看出什么问题的。
进一步说，如果克服一种挫折之后，早期的发展又从它被中断的地方再次开始，若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挫折的意义从原则上来说就不是很重要。即使我们没有解释这些干扰事件本身，或者从这些干扰事件中抽离出来，那么我们也可能会说我们考虑了发展的所有基本事实。然而，情况并非如此。逆向运动不仅阻碍了发展，还结束了发展；很多的价格被消灭掉；经济系统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的基本条件和前提被改变了。经济系统在重新开始发展之前，必须振奋精神，恢复精力；其价值系统也需要重构。然后，再次开始的发展是一个新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旧过程的继续。经验告诉我们，这种过程或多或少都会朝着与前期过程相同的方向运动，但是这个“计划”的连续性被打断了。新的发展过程产生于不同的条件下，部分来源于不同人们的行为；很多旧的希望和价值被埋葬了，产生了新的事物。经验上来说，这些存在于挫折之间的所有局部发展的主线，与总体发展的轮廓是吻合的，但是理论上来说，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整个发展的轮廓。企业家不能跨越挫折这个阶段，然后把他们的计划带入到下一个发展阶段进行实施，因为这种做法脱离了现实，找不到任何科学依据。
现在，我们必须调查这样一类现象，这种现象与其他的发展现象相比，显然处于对立的位置，而且特别突出。首先，存在下面的可能性。第一，危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种完全相同的现象。我们从经验得知的、被描述为危机的发展中的特殊的崩溃现象，对人们来说具有相同的形式，是一种相同的现象。然而，这种危机的同一性不会持续很久。相反，这种同一性只是存在于危机对经济系统和个人影响的相似性上，而且存在于这样的事实基础上，即一些事情在很多的危机中总是习惯性出现。但是，这些影响和事件，是与经济生活中的内部与外部
的多种形式的干扰同时出现的，并不足以证明危机总是具有相同的现象。实际上，不同种类和原因的危机是可以进行区分的。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证明我们可以事先假设危机之间的共同点比我们开始时所说的要素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也就是说，危机是所有的事件，这些事件使之前的经济发展过程停止。
第二，不管经济现象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危机不一定有能力对纯粹的经济情况进行解释。当然，危机本身属于经济范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绝不是说危机是属于经济系统的本质，或者从危机必然产生于经济要素本身这个意义上来说，也绝不能说危机属于这样的一种经济系统。相反，危机的真正来源很有可能存在于经济范畴之外，即危机是外界事物作用于经济领域产生干扰的结果。危机发生的频率，甚至人们通常所说的危机的规律性，都不是定论，因为这些干扰因素在实际生活中会经常发生，这是很容易想象的事实。危机仅仅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即经济生活对新条件的适应。
对于第一点，我们可以谈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把危机认为是我们在任何地方所碰到的大的干扰，那么除了干扰这个事实之外，就不会存在任何具有一般属性的事实了。目前来说，也可以从这种广泛的意义上来构想危机。经济过程可以被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循环流动的过程、发展的过程、阻碍没有干扰的发展的过程。这种分类绝没有脱离现实。只有进行更详细的分析才能表明其中的一种经济过程类型是否从属于另外两个经济过程类型的某一类。
危机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干扰的普遍特征并不存在。这种干扰可以在每个经济实体所有可以想象到的地方爆发，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爆发。它们有时出现在需求方，有时出现在供给方：出现在供给方时，有时出现在技术性生产过程中，有时出现在市场中或信贷关系中；出现在需求方时，有时是通过需求方向的变化体现的（例如时尚风格的变化），有时是通过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体现的。各种种类的工业企业所受的干扰不是相同的，但是第一个工业企业受到的干扰是最多的，第二个次之。有时，危机是以信用系统的崩溃为特征的，尤其是对资本家的影响，有时工人或土地所有者遭受的危机最多。企业家也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受到危机影响的。
由此看来，试图在危机所表现的形式中找到共同要素看起来是很有前景的研究。实际上，正是这种共同要素导致了一种流行的、科学的信念，认为危机总是一个，并且是同一个现象。然而，这只是通
过外部的肤浅性所获得的外在特征，除了作为发展中的一种干扰要素之外，对所有的危机来说，这种外在特征既不是共同的，也不是本质上的。比如，恐慌这种要素，就是很明显的。它是早期危机的一种显著特征。但是也存在有恐慌但是没有危机这种情况。更进一步说，也存在没有真正恐慌的危机。恐慌的强度在任何情况下，与危机的重要性都不具有必然的联系。最后，恐慌更多的是危机爆发后的结果，而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这对“投资热潮”“生产过剩”等情况也是适用的。一旦危机爆发并改变了整个经济情况，那么大量的投机交易看起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每一种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通常都是过剩的，尽管危机爆发之前，这两种情况和当时的经济情况是完全相适应的。类似地，个别因素的崩溃、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适当性关系的缺失、生产与消费的不一致以及其他要素，都是危机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引起危机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关于危机的标准，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表明，即尽管在对危机这个主题的描述性文献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重复发生的危机，但是，除此之外，危机的个别细节之间不是互相符合的。
其次，我们转入另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危机都是纯粹的经济现象，即是否所有的危机以及它们的形成原因和结果，都能够从对经济系统的学习所得到的解释要素中去了解。很清楚，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也不一定必然如此。例如，战争的爆发可能构成足够大的干扰，因而形成我们所说的危机，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立即承认。当然，这绝不是规律。比如，19世纪的战争，并没有立即导致危机。不过，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假设存在这样的一个岛国，它与其他的国家具有很积极的贸易往来，而且它的经济系统是处于我们所说的充分发展的状态，假设这个国家被军队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这样它的进口和出口就会被阻碍，价格和价值系统就会被粉碎，债务不能保持，信用的链条被切断——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被想象到的，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已经发生，并标志着一种危机。而且，由于引发这场危机的因素是战争，而战争是经济系统之外的要素，因此这种危机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这种经济实体之外的因素在经济范畴内所起的作用导致了危机，同时也解释了危机。因此，这些外界要素经常被用来解释危机。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不好的收成，这显然很容易引发危机，而且它已经成为危机的一般理论的基础，这是众所周知的。
从纯粹理论的角
度，环境因素必须被看作外界干扰原因，因而在原则上这种环境因素就是偶然的，虽然环境没有像战争或气象条件一样那么明显地作用于经济系统。举个例子，保护关税政策突然废除可能会引发危机。这种商业措施当然是一种经济事件。但是我们不能精确判断它的形式；我们只能调查它的作用。从经济生活规律的角度来看，它只是一种外界的影响。因此，从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上来说，它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由于它们不是这种纯粹的经济想象，因此从纯粹经济视角出发，一般来说我们通常说不出任何有关它们起因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它们一定被认为是不幸的偶然事件。
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在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上，是否存在纯粹的经济危机？是否存在没有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中的外部冲击所产生的危机？事实上，这些观点是可以被想象到的，而且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危机总是外界环境作用的结果这样的观点。毫无疑问，这种观点貌似有理。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不会存在真实的危机经济理论，我们将做不了任何的事情，除了仅仅证明这些事实，或者至多试着对危机的外在原因进行分类。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摆脱一种特殊类型的危机。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是靠另一个国家进行资金支持的，如果繁荣围绕着后面的这个国家，那么提供资金给后者所获得的利润比迄今为止把资金提供给前者所获得的利润要多，那么就会存在把资金从前者的投资中抽离出来的趋势。如果这种情况的发生非常迅速而且轻率，那么就会在第一个国家引起危机，这是很清楚的。这个例子表明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因素可能导致另一个地区的危机。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而且一般来说能够被认识到。显然，这种情况不仅会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还会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发生，一定的环境下，这种情况还会在同一经济范围内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发生。一旦一个地区发生了危机，通常会牵连到其他的地方。现在，问题是，这种危机是属于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纯粹经济因素的么？答案是否定的。对给定的经济系统来说，其他地区的经济条件只是数据，并且在解释这种危机现象时，只能起到非经济要素的作用。对于正在考察的经济系统，这些其他地区的经济条件只是一种偶然事件，如果尝试在其他地区发生的这种危机中找到一般性的规律，那么将是没有收获的。
最后，在摒弃掉危机的所有外界原因之后，我们发现还存在其他的具有纯粹经济特征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些原因是产生
于经济系统内部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提出一种新的理论问题。用我们之前经常用的表述，每种新的组合都被暴露在明显的导致失败的危险之中。尽管工业的所有分支犯致命性错误的情况非常少，但这种错误还是会发生，如果存在问题的工业非常重要，那么危机的很多特征可能是产生于它们的。但是，这种类型的事件仅仅是一种比较小的灾害或意外，其所出现的每种情况都可以被单独解释，而且，从经济过程所必需的要素或因素的结果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类型的事件不是经济过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们考虑导致这种干扰的一系列可能的原因，那么下面的这些情况就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些项目进行抽离，那么是否还会留下任何的东西？如果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偶然事件以及任何重要事情的差错导致了危机的发生，那么我们是否就会更好地谈论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而非讨论危机本身？历史与这种理论并不是矛盾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存在很多的“偶然事件”，因此对造成危机的更普遍和更基本的原因进行搜集的必要性就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明显，另外，这些偶然事件可能会为实际发生的危机负责，而这是没有任何明显的荒唐之处的。尽管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决定，但是历史上很多重大危机的个别背景，还有在每一个具体的例子中通过具体观察所得出的解释要比一般理论重要得多——假定这种一般理论是可能存在的——因此只能期望这些一般理论在实际例子中的诊断和补救措施能够具有更重要的贡献。如果商人们几乎总是试图用手中掌握的一些特殊的环境来解释任何的危机，那么他们也不是完全错误的。“经验主义者”对试图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条件下构建一般理论持对抗的态度，也不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它不是这种情况中所谓的对抗，但它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任务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区别。
这种决定性的发现，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同时把我们的问题转移到略有不同的环境下，确立了这一事实，即在所有的情况下，存在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就渗透进了经济生活；不论怎么说，即使这种危机不是必要的事实，那么它也是有规律的，这种危机是繁荣与衰退交替时期的波浪式运动的要素。这种危机的现象产生于可能用于解释各种衰退或崩溃的、大量形形色色的、不同质的事实基础。经济生活的这些巨大突变正是我们首先要解释的。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个问题，为了进行理论分析，我们不仅要替这种理论进行辩护，还不得不假定：经济生活所揭示的所有其他的干扰
——外部的和内部的——都是不存在的，这样做是为了从理论观点的角度把这个最有意义的问题独立出来。但是，我们必须不能忘记：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所抛弃的那些情况不是不重要的；如果我们的理论局限在我们所讨论问题的狭小限度内，那么这种理论分析必定变得与其他建立在广阔视角范围内的理论分析的努力不对称，这种理论分析的努力是为了给全面理解事情实际发生的过程提供一种工具。
现在，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为什么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不能像树木的生长一样均匀地进行，而是跳跃式前进？为什么它表现出这样上升和下降的特征？
2.回答太简短，也不具有足够的准确性：这完全是因为新的组合不是像人们根据一般性概率原则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是均匀分布的——如果新组合在时间上是均匀分布的，那么人们就可以选择等间隔的时间，在每一个间隔的时间内实施新组合——但是，新组合是以不连续的方式成群或者成组出现的。
这个答案现在要被（a）解释，这种成群出现的方式也要被（b）解释,根据这些答案，还要分析这些事实的结果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因果关系的过程（本章的3.）。第三点包含一种新的问题，理论如果找不到解决这种新问题的办法就是不完整的。尽管我们接受朱格拉的表述：“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荣”——这意味着衰退只不过是经济系统对繁荣的一种反应，或者一种对繁荣带到系统中的条件的适应，因此，对衰退的解释也根源于对繁荣的解释——然而，繁荣走向衰退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方式，在这一点上读者很容易能够看出我的观点和斯皮托夫的观点之间的区别。人们也会立即看出我们的论证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困难，也没有借助于任何新的事实或者理论工具。
（a）如果我们所说的新企业是相互独立出现的，那么就不会有任何的繁荣和衰退，也就没有那些特殊的、可区分的、明显的、按规律发生的现象。因为一般情况下，它们的出现是连续的；它们将按照时间均匀地分布，而且在循环流动的系统中，受它们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相对来说是非常小的，因此这种干扰只具有局部的重要性，而且对整个的经济系统来说很容易被克服。这样就不会有我们所考虑的循环流动中的干扰，因此也不会有增长的干扰。值得注意的是，这对所有的危机理论而言都是适用的，这些危机理论都把这种要素看作是危机产生的原因；如果不能解释为什么整个原因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从而使结果是连续的而且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