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社会过程，理性地说明了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引导我们避免形而上学地看待社会发展，并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对社会发展进行经验处理的可能性；但是社会过程在处理本身认识的时候很不完美，因此我们对待社会过程要慎重，在用文字表示这个概念时更要小心，文字之间的各种联系可能会导致我们误入歧途，走向与我们的论证毫不相关的方向。与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紧密联系的——更确切地说，它是产生于形而上学的根源并成为先入之见，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那我们就是在做实证科学的工作——即使它本身不是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是对历史“意义”的各种探索。认为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甚至整个人类，一定会表现出一种一致的、直线式的发展的假设也同样是一种先验的东西。甚至像罗雪尔这样具有务实精神的人也会做出这种假设，无数才华横溢的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从维科到兰普雷希特，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样的假设是理所当然的。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中心的各种进化思想——这只是一种简单的类比——以及那些把动机和意志行为看成不仅仅是社会过程的反应的那种心理学上的偏见，都属于这一类。但是，进化论思想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受到怀疑，尤其是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围绕“进化”思想，现在除了有不科学的和超科学的神秘主义的批评以外，还加上了认为它浅薄的批评。根据“进化”一词所起的作用做出的仓促判断，说明我们的很多人都已经失去了耐心。
我们必须摒弃这些东西，接着有两个事实仍然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是历史变化的事实。由于历史的变化，社会条件在历史时代中成为历史的“个体”。这种变化既不构成循环的过程，也不形成围绕一个中心摆动的运动。这两种情况与另外一个事实限定了社会发展的概念，这个事实就是：当我们不能根据以往的情况成功地对事物给定的历史状态进行充分说明时，这就说明确实有一个没有解决、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存在。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个体的例子，例如，我们能够理解1919年德国的国内政治问题是由于前一次战争的影响。经济发展至今不过是经济史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史也只是历史通史的一部分，把它与其他的部分区分开来是为了进行分析。由于经济方面对其他事物的基本依赖，单独根据以往的经济情况解释经济变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并不仅决定于以前的经济情况，而是决定于这个国家全部的历史状况。这样一来，由此产生的解释和分析上的困难大大减少了，因为有构成历史经济解释
的基础，这些在实际中是如此的，而在原则上则并非如此。如果不强求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或者反对，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经济世界是相对独立的，因为它在一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并且形成或决定了其余生活的大部分。因此，写经济史本身显然不同于军事史，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关于这一点，还必须加入另一个事实，这一事实有助于对社会过程任何一部分进行单独描述。社会生活的每个部分都好像居住着不同特征的人们。一般来说，受外界支配的因素一般不会直接影响社会进程的任何一个部分，这如同炸弹爆炸一样，它“影响”的正好是在它爆炸的屋子里的所有东西，当然也包括与其相邻的人家；即使一个事件就像我们所说的炸弹爆炸那个比喻所表明的那样发生，它的影响也只是发生在一定的范围及关心这件事的人们身上。因此，就像人们总是把反宗教改革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绘画的影响描述成艺术史一样，对经济过程的描述也始终应该归于经济史，即使影响事件的真正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非经济的。
经济部门又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种类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比如，人们可以根据处理这些观点和方法的广度去研究——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们可以根据它们所暗含理论的普遍程度去研究。从对13世纪尼德阿尔泰寺院的经济生活的本质说明，到桑巴特对西欧经济生活发展的说明，其中贯穿着一条连续的、逻辑上统一的路线。桑巴特的这种说明是理论，而且是我们此刻想要说的经济发展理论，但需要说明的是，它不是本书第一章所讲的那种经济理论，第一章的经济理论是自李嘉图时代以来人们所理解的“经济理论”。诚然，后者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如同桑巴特的理论一样，在理论上也起到了作用，但它的这种作用完全是一种次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有必要引入超出常人分析能力的解释方法，这种方法就采取由分析工具提供的形式。然而，如果问题只是要使发展或发展的历史结果变得更加容易理解这么简单，或者只是为了找出使结果具有特征或决定一个问题的要素，那么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对此几乎就没有什么贡献了。
在这里我们且不管这种意义上的发展理论。我们既没有指出历史演进因素——无论是个别事件，比如16世纪在欧洲生产的美国黄金的出现；还是“更一般”的情况，比如经济人在精神方面、在文明世界的范围内、在社会组织中、在政治群星中以及在生产技术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也没有描述这些因素对个别情况或群组情况产
生的影响。相反，在本书第一章已经向读者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本质做了充分说明，现在只不过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在进行改进，即在这种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创建。如果这么做是为了让这种理论比过去能更好地对其他种类的发展理论提供服务，那么这两种方法是基于不同水平的事实就确定是存在的。
我们的问题如下所述。第一章的理论从“循环流动”的视角描述了经济生活，这种流动是一年年按照相同的路线运行的，这与血液在生物有机体内的循环是相似的。现在，这种流动和它的路线发生了变化，我们在此也要放弃与生物体血液循环相类似的比喻。因为虽然生物体的血液循环在其成长和衰退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它们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也就是说，人们所能选择的比任何一个可以分配的数量都要小的幅度都在变化，但是不管这个幅度有多小，它总是处在相同的结构之内。经济生活也会经历这样的变化，但是它也会经历其他不是循序渐进的、改变了传统结构本身的较大变化。尽管这些变化是纯经济的，对它们的解释也显然是纯粹经济理论的任务，但是这种变化不能通过循环流动的分析方法进行理解。现在，由这些变化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变化和现象就是我们的调查对象。但是我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哪一些变化使得现代经济系统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这些变化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只能做理论上的追问：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它们又将产生怎样的经济现象？
对同一件事情，如果仔细进行分析，可以做出不同的说明。第一章的理论从经济系统的趋向来看，是走向一个均衡的观点并以此解释了经济生活，这种趋向给我们提供了决定价格和物品数量的工具，而且可以把它描述成任何时候对现有环境条件的适应。与循环流动的条件相比，它只是意味着我们把经济系统的几个过程看作是走向均衡位置的趋势的部分现象，而非年复一年发生“相同”的事情，但这些过程不一定会走向相同的均衡位置。经济系统中理想的均衡状态所处的位置，从来没有被达到过，却不断被“追逐”（当然并不是有意识的），这是因为这个均衡位置是不断变化的，而经济事实和环境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在这些不断改变的事实和环境面前，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的。理论被构建以使得它有能力来解决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为了这个目的还配置了特殊的工具（比如称为“准地租”这样的工具）。如果变化的数据是非社会的（自然条件的），或者是非经济社会的（比如战争的影响，商业、社会或经济政策的变化），或者
是消费者偏好的，那么就不需要对理论工具进行根本的检测修正。这些理论工具只有在经济生活本身间歇性地更新自身的数据时才会失效——这里的论点和前面的论点是相互联系的。铁路建设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连续的变化，通过无数的小步骤来不断调整，最后使得一家小零售商成为一家大百货公司，这属于“静态”分析的范畴。但是，“静态”分析无法对传统行为方式中非连续性变化的结果进行预测，也不能解释生产性革命的发生以及伴随生产性革命产生的一系列现象。它只能在变化发生后调整到新的均衡位置。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正是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即在狭隘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抛开传统理论而强调这个问题的原因，与其说是经济变化（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时期）确实就是如此发生的而不是通过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发生的，还不如说是由于这些变化本身就是富有成效的。
因此，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的这些变化，它们不是由外部强加到经济生活中的，而是产生于经济生活本身，并由其内部原因引起的。如果经济领域本身不发生这种变化，并且我们所称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只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建立起来的：即经济数据在变化，而经济则不断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这种变化，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不是经济发展。因此，我们的意思是，经济发展不是可以从经济方面解释的现象，经济在其本身并没有发展，而是被它周围世界的变化拖着走，因此，经济发展的原因，必须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之外寻找。
如果经济增长仅仅是由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引起的，那么这也不能叫做发展过程。因为它本质上没有产生新的经济现象，而是与自然界其他数据的变化一样，只是一种适应的过程。因为我们想要把我们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其他的现象，所以我们把这种增长看作是数据的变化。
每一个具体的发展过程都依存于之前的发展。而为了把事情的本质看得清楚些，我们将把这一点抽象掉，并允许发展从一种没有过发展的位置上产生。每一个发展过程都为接下来的发展过程创造条件，因此，接下来的发展过程的形式就被改变了，如果发展的每个具体阶段不得不首先创造自己的发展条件，那么事情就将变得与预期有所不同。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事情的根源，我们可以不把我们所要解释的要素数据包括在我们的解释事实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将会造成事实与理论之间明显的不符，这将会给读者带来很大的阅读困难。
在对本质性的
东西进行阐述说明以及防范误解方面，我认为进一步对“静态”和“动态”这两个词以及它们数不清的含义进行特别的解释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循环流动或均衡趋势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发展是在流转渠道中和对均衡的干扰中出现的自发性的、持续不断的变化，它永远改变并替代了先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是对这种现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过程的描述。
Ⅱ
循环流动通道中的这些自发的、简短的变化以及对均衡中心的这些干扰，出现在工业和商业生活的领域内，而没有出现在消费者对最终产品需求的领域。消费者的偏好出现了自发的、间断性的变化，这种数据的突然变化是商人必须应对的问题，因而，这不是他自身的生产行为逐渐适应的问题，也不是其他行为自身的问题，而是动机和机会的问题。因此，这种情况除了提供了自然数据的改变之外并没有提供其他任何的问题，也没有要求任何新的处理方法。因此，我们需要忽略可能在实际中存在的消费者需求的任何自发性，并假定消费者的偏好是“给定的”。事实上，需求的自发性一般是很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做出上面的假设。当然，我们必须从需要的满足出发，因为它们是所有生产的终点，而且任何时候给定的经济情况都必须从这点出发去理解。然而，经济系统中的创新并不是按照下面的规则发生的，即首先消费者中出现了新的自发性的需求，然后生产工具在这样的压力下开始进行革新。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联系的存在；但是，通常是生产者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引起经济的变化的，消费者在必要的时候受到了生产者的启发，他们好像被教授去需求新的东西，或与他们已经惯用的存在差别的东西。因此，尽管可以允许甚至是必须把消费者的需求看作是循环流动理论中一个独立的、基本的驱动力，但是，我们在分析变化时，必须采取不同的态度来对对待它。
生产意味着把我们所掌握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参阅第一章）。生产其他的东西，或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意味着用不同的方法去组合这些原材料和生产要素。只要“新的组合”能通过小的步骤不断调整，从旧组合中及时产生，那么它肯定就有变化，也许是增长，但这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而且新组合是间断出现的，那么以发展为特征的现象就出现了。为了说明的方便，以后当我们说到生产方式的新组合时，我们指的是后面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所说
的发展就被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
发展这个概念包括下面的五种情况：（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者一种具有新特征的产品；（2）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这种生产方法是有关的制造部门还没有通过经验检验的，而且这种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学新发现的基础上，这种方法也可以是在商业上对商品的新的处理方法；（3）新的市场的开放。新的市场就是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生产制造部门之前没有进入的市场，不论这个市场之前是否存在；（4）征服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不论这种来源已经存在还是首次被创造出来；（5）任何一种工业实行新的组织，比如，制造一种垄断地位（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现在，有两件事情对于执行新组合而出现的现象以及理解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非常重要。第一，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那就是新组合不一定应该由被新组合所代替的执行原来的生活或商业活动的人继续执行。相反，新的组合，作为一个规则，通常体现在一个新的企业中，这些新的企业通常不是产生于旧的企业，而是在老企业的周边和老企业同时进行生产；我们继续用我们上面选择的例子进行说明，即通常不是马车的所有者建造铁路的。这个事实不仅对我们想要描述的过程的非连续性特征进行了特别说明，而且它还创造了除上面所提到的那种非连续性之外的另一种非连续性，而且，它对事件过程的重要特征也进行了解释。尤其是在竞争经济中，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合竞争性的消灭，一方面它解释了个人和家庭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上升和下降过程，这种过程是组织形式所特有的；另一方面它解释了商业周期的一系列其他现象，如个人财富的形成机制等。在非交换经济中，比如，社会主义经济中，新组合会经常与旧组合同时出现。不过，同时出现这一事实的经济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会消失，而这一事实的社会后果将会完全消失。如果竞争性的经济被强大组合的增长所打破（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所有的国家都在日益增多），那么它将变得越来越接近现实生活，新组合的实现也必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成同一经济体内部的某部分。这样形成的差异足够大，以致它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中两个时代的分界线。
第二，我们必须注意一项基本的原则，无论何时都不能假定新组合的执行是通过使用恰好未被使用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的。在现实生活中，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社会上总有失业的工人、未被卖出的原材料、未被
利用的生产能力等。这些因素为新组合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环境、有利的条件，甚至是一种刺激因素，而新组合的出现只是部分地与这些要素具有联系。大量的失业通常是非经济事件造成的结果，比如世界大战，比如我们正好在研究的发展。在这两种情况中，失业的出现起不到任何根本作用，同样地，也不会发生在我们前面所说的非常均衡的循环流动中。每年正常的增长也不会碰到这种情况，因为首先这种增长很小，其次这种增长在循环流动中会被相应的生产扩张所吸收，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增长，我们必须考虑把相应的生产扩张同步调整到这个增长速度。通常，新组合必须从某些旧的组合中提取必要的生产资料——由于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原因，我们应该假定新组合会经常这样做，这是为了使我们所坚持认为的新组合的轮廓线更加突出。因此，新组合的实施仅仅意味着对经济系统中现有生产资料供应的不同利用——这提供了我们所说的发展的第二个定义。关于发展的纯粹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隐含在资本形成的传统信条中，这通常要涉及储蓄以及归因于储蓄的每年增长缓慢的投资额。在这一点上，这个主张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它忽略了更重要更本质的东西。国家对生产资料和储蓄的缓慢的、连续的、不断增长的供应，是解释经济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个重要的因素在另一个事实的比较下顿然失色。这个事实即发展就是利用不同的方法使用现有的资源以及使用现有的资源创新，而不管这些资源是增加还是减少。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改变了过去50年经济世界的面貌。尤其是人口的增加，这也是储蓄能够形成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现存生产工具采用不同的生产方法使得发展成为可能。
下一步我们要论证的是非常明显的：控制生产工具对于实施新的组合是必要的。对于在循环流动体系中运转的企业来说，获取生产手段是一个独特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这种生产资料，或者当前他们可以通过在第一章我们所描述的前期生产收入来获取这种生产资料。在这里，收入和支出之间是没有根本的缺口的，两者完美对接，如同生产资料的供给和产品的需求必须是对应的一样。一旦启动，这种机制将自动运转。而且，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于非交换的经济中，即使新的组合在非交换经济中被执行；领导机构，比如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部门，就处于能够将社会的生产资源分配给新的用途使用的位置。在某种情况下，新的使用方法可能需要社会成员承担暂时的牺牲、贫困，也
可能需要他们更加努力；它可能会首先解决困难问题，比如应该从哪个旧的组合里把必需的生产资料提取出来；但是，获得已经不在政府经济部门控制之下的生产资料，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然后，如果执行新组合的人有必要的生产工具，或者他们能够与拥有这些生产工具的人进行交换来获得这种必要的生产资料，那么在执行新组合时，这种问题也不会出现在竞争性经济中。这并不是拥有财产本身的特权，而是拥有可支配的财产的权利，也就是说，要么可以直接用来执行新的组合，要么可以用来交换新组合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相反的情况——这才是人们从根本上关心的事情，因此这才是常规——财富的所有者，即使它是最大的组合，如果他想要执行新的组合，也必须求助于信用，因为这个新组合不像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那样可以从前期生产所得的收益中获得资金支持。提供信用，是我们所称的“资本家”这一类人的职能。很显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驱动经济系统进入新的轨道，为了使它的生产工具服务于新的目的所采用的特有的方法——这种方法足够重要，以致成为这个社会的特色。这种方法与非交换经济中采用的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非交换经济仅仅依靠领导机构行使命令和权利来分配新组合所需的生产资料。
对信用的重要性的强调在任何一本教科书里都能找到。如果没有信用，现代工业的结构就不能建立，信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个人独立于继承的财产，它还能让经济生活中有才智的人“通过负债，走向成功”，即使是最保守的正统理论家也不能否认这些。信用和创新执行之间建立的联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稍后会讨论。不论从推理来说，还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信用新组合的出现具有首要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信用能够强行进入循环流通过程中，一方面是因为信用是我们现有旧公司在初创时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信用机制一旦建立，就有充足的理由取代原来的组合。第一，推理上看：如第一章所说，借入对于在习惯的轨道内运行的正常循环流动过程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因素，但如果没有它，我们不能理解循环流动过程的本质现象。另外，执行新的组合时，无论从实际中还是理论上来看，“信贷”作为一种特别的行为都是必需的。第二，历史地看：那些为了工业的目的而进行借入和贷出的人，在历史上出现得并不早。资本主义前期的贷款人不是为了商业的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目的提供资金。我们都知道这样一类企业家，他认为向别人借钱是一种有损其社会地
位的行为，因此他们会回避银行和汇票。在所有国家，资本主义的信用体系都是产生并繁荣于为新组合提供资金，尽管在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形式（德国联合股票银行的起源就具有这种特色）。第三，我们会说接受信用的形式是“货币或货币的替代物”，这也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当然，我们绝不是说，人们可用硬币、票据或者银行存款来进行生产，而且我们也没有否认劳动的服务、原材料和生产工具是生产所必需的，我们所谈的只是获取这些生产资料的一种方法。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暗示过的，在这里的某个方面，我们的理论同传统的观点发生了分歧。在生产方法的存在上，传统理论发现了一个问题，即生产方法对于新的生产过程，甚至对于任何的生产过程都是必需的，因此，这种生产方法的积累就变成一种特殊的职能或服务。但是我们不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结论是由错误的分析产生的。生产方法不存在于循环流动的过程中，因为后者是以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为前提的。但是，生产方法在执行新的组合时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执行新的组合所需的生产方法是从已经存在的循环流动过程中提取出来的，而不管这些所需的生产方法是已经以所需要的形式在那里存在，还是先要利用已经存在的其他生产资料把它生产出来。对我们来说，真正关心的应该是另外一个问题：把生产方法（已经运用于某处的）从循环流动的过程中提取出来，并运用到新的组合中。这是由信用来完成的，那些想要执行新组合的人为了得到所需的生产资料，可以比那些市场循环流动中的生产者出更高的价格。尽管这个过程的意义和目的在于把物品从它的原有用途转到新的用途，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忽略其中本质性的东西，那就只是从物品的属性上对它进行描述。这些事情是发生在货币和信用范畴内的，正是依靠它们，才能对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进行解释，与其他的类型作对比。
最后，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再进一步分析假设：如果人们手中没有钱购买执行新组合所需的生产资料，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呢？传统的回答很简单：从社会储蓄的年增长额加上每年可能变为自由处置的那部分资源中获得。在战争之前，第一种，即社会储蓄的数量和后者的数量之和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在欧洲和北美，这部分数额可能占总的私人收入的五分之一——但是，每年可能变为自由处置的那部分资源的数量很难统计，而且社会储蓄的数量和自由处置的资源的数量之和不能从数量上揭开传统回答的虚伪性。同时，我们当前也很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