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一个文明社会还会存在对慈善事业的需要呢？我所反对的并不是人们应有慈悲之心。上帝不允许我们对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冷漠无情。人类的同情心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品质，冷漠、自私是无法取代它的。
人类任何伟大的进步，都离不开人类的同情心。正是为了帮助人类自身，才需要每一项重要的服务。
问题在于，我们把这一伟大而美好的动力用在了那些渺小的事情上。如果同情心使我们给挨饿的人以粮食作为充饥，为什么它不能使人类做得更好——使饥饿不能再出现呢？我们的同情心如果能帮助人们摆脱困难，那么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同情心，能让他们根本就不会陷入困难当中。
给予别人是容易的，难的是如何使得给予不再被人们所需要。要使给予成为不需要之物，我们就要看到被给予者贫困的原因——当然，我们要毫不犹豫地把他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但不能仅仅是暂时性的解救，这其中难以做到的是找到其贫困原因。大多数人能够乐意帮助一个贫困的家庭，但是却难得动脑筋把贫困彻底地消灭掉。
对职业性的慈善者或任何类型的商业化人道主义，我都不欣赏。自从人类的慈善行为被系统化、组织化、商业化和职业化的那一刻起，真正慈善的心灵便被消除了，它就成了一件冷漠而且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真正的帮助是永远不能被印制成卡片或做广告。大多数的孤儿在那些慈善者的家里得到精心照顾，在收养机构却不是这样。住在家里的老人要比在养老院的老人更多；由家庭成员给予借款而得到的帮助，要比通过社会贷款给予的帮助更多——这就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对自身的守护。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我们应该把慈善的商业化控制在多大程度上。
专门的慈善机构不仅仅是冷漠，并且其弊端多于益处。它贬低了接受帮助者的人格，打击了他们的自尊，它和伤感的理想主义是相连的。
几年前，有一种观念很流行，即慈善服务是我们应该期望的，而且是为我们而做的事情，因而有数不清的人成了善意的“社会服务”的接受者。我们当中的一大部分被这种服务宠坏了，陷入了依赖的、孩子般无助的状态。
由此，也产生了为人们提供服务的一些常规职业，可称赞的热情服务得到了发展，但它并未给人类的自强贡献任何东西，也没有改变社会状况——即产生对这些服务的需求的状况。
其实，此种做法更糟的是，因为它不是训
练人们的自强和自足，反而增强了人们的憎恨情感，这些抵消并超过了慈善的好处。
人们经常抱怨说自己帮助过的人“忘恩负义”，其实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情了。第一，我们所谓的慈善之举并不是真正的慈善，没有人完全是出于同情的；第二，没有人会对被迫接受别人的恩惠而感到快乐。
这样的“社会服务”造成了一种紧张关系——施舍的接受者感到他在接受施舍时被藐视了，而施舍者在施舍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到自己被蔑视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况且慈善从不会使一桩事情彻底了结。慈善机构的目标如果不是使其成为不需要的话，它就不是在提供真正的服务。慈善行为只是在为其机构创造工作，它是那些不进行生产的行业中的又一项。
当那些几乎无法谋生的人摆脱了不能进行生产的状况，能够重新投入生产时，慈善便成为不必要了。在前面的内容中，我已经讲述过我们工厂的经验，证明在进行细分工的企业中，有很多工作可以由那些缺手、断足和失明的人来做。
科学的企业并不是怪物，不会把所有靠近它的人都吞掉。如果它是这样的怪物，那么它就没有成为生活中应成为的角色。
在企业的各个方面肯定会有工作，这些工作需要强壮的人去做。但也会有其他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也很多，需要比中世纪工匠的技术水平更高的人去做。产业分工使得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或一个有技术的人都能发挥他的力气或技能。
在以前的手工工业中，一个技术人员要把他相当多的时间用于不需要任何技能的工作之中，那是—种资源的浪费。因为在那个时候，任何一件既需要技术劳动又需要非技术劳动的工作都是由一个人来完成，因此几乎没有工作留给那些由于太笨而学不会技术的人，或者那些没有机会学手艺的人去做。
没有机器的帮助，只靠手工劳动的话，只能挣得维持温饱的生活，而不可能有剩余。一般来说，一个人到老年后，就由他的孩子们来赡养，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他就应该得到公众的赡养。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很不必要的，产业分工可以为任何人提供合适的工作机会。
在高度细化分工的企业里，盲人能干的活比普通人还多。在这样的一些工作岗位上，那些被当作慈善救济对象的盲人，完全能够和那些生性灵巧、身体健全的人一样过上美好生活。反过来说，让一个身体健全的人去做一份可以由残疾人做的工作，实在是一种浪费。如果让盲人去编织篮子是一种浪费，那么，让囚犯去锤石头或捻麻绳，
或做其他琐碎的工作，同样都是浪费。
一座管理完善的监狱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而且每个坐牢的人还应该能够养活他的家庭；即使他没有家，也应该能积攒一笔钱，当他出狱的时候能带走这笔钱。我并不是在提倡囚犯进行劳动或者像奴隶一样役使他们，这样的想法是不恰当的。监狱方面的事，我们已经做得很过分了，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我认为监狱应当纳入整个生产计划之中，它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单位，为减轻公众的负担而工作，同时也可使囚犯受益。
我知道，现有的法律——由那些没有头脑的人通过的——限制监狱进行工业活动。这些法律大多数是听从所谓的命令通过的，它们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增加社会的负担毕竟不会对社会中的任何人有好处。如果我们的头脑里总记住服务的理念，那么社会上的工作机会就会多于人们能做的工作。
为服务而成立的产业完全可以免去对慈善家的需要。一个慈善家，不管他的动机是多么高尚，都不是为了人们的自强而做的，我们必须要自强。一个社会对现有的东西表示不满意和不满足，这是个好社会。当然，我不是指那种琐碎的、经常的、斤斤计较的、没完没了的不满，而是指一种广阔而勇敢的不满，它相信已做过的一些事情在以后能够并且应该做得更好。
为服务而成立的产业——员工和领导一样都必须服务——它能够提供优厚的工资，使得每个家庭都可以养活自己。一个把时间和金钱用来帮助弱者为自己做得更多的慈善家，比那种只会施舍而鼓励懒散的慈善家要好得多。
慈善像别的产业一样应该也有生产能力，我相信它也能够成为有生产能力的产业。
我对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和一所医院进行了调查，想看看这些通常被认为慈善的机构，能不能靠自己站住脚跟，我发现它们完全能够自给自足。
我并不赞同这种中等职业学校，即孩子们在那里只是获得一些零散的知识，并没有学会怎样运用这些知识。中等职业学校不应该是技术学院和普通学校的结合，它应该是使孩子们能进行生产的场所。如果他们做一些没用的事情，如写一篇文章然后又把它扔掉，他们不会对此感兴趣，也不会获得他们有权获得的任何知识。
当然，在上学期间，孩子们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学校应当——除非有赞助——设法资助学生。很多学生都需要资助，他们必须做能找到的任何工作，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选择。
当孩子们不经过训练便进入
生活时，他们只是为社会增加了不合格的劳动力数量而已。现代工业需要有一定的能力和技术，既不可以尽早离开学校，也不宜长期呆在学校里。为了能引起这些孩子们的兴趣，对他们进行培训，劳动培训部门采用了更先进的学习制度，但即使这样也是权宜之计，因为它只是迎合，而不是满足孩子们正常的创造性本能。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既对孩子们进行各种教育，又要在生产线上进行工业培训——亨利·福特中等职业学校在1916年成立了。我们并没有把慈善和它联系在一起，它是为了帮助那些为环境所迫，过早离开学校的孩子们而建立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为工厂输送经过训练的制造者。
从一开始，我们便设立了三条重要原则：
第一，孩子应当被作为孩子来看待，不能够被当作未成年的工人。
第二，文化教育和工业培训共同进行。
第三，孩子们对他的工作具有自豪感和责任感，认为训练他去做的工作是有用的，他制造的是有工业价值的东西。
学校是私立的，招收12岁—18岁的孩子，它是以奖学金为基础的。每个孩子在入学时一年给400美元现金的奖学金，如果他的成绩令人满意，奖学金将逐渐增加到最高600美元。
课堂和车间工作的成绩都有记录，同时还要记录孩子勤奋的表现，对他以后的奖学金的调整是根据他的勤奋程度。
除了奖学金外，每个月还给一小笔钱，但这笔钱必须存起来，作为节余资金，必须存在银行，直到他离开学校，或者经过学校允许后，在紧急情况时使用。
学校管理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实现目标的更好的方式。在刚开始时，孩子们一天有1/3的时间用于课堂学习，2/3的时间用于车间工作。但一天当中两项任务的安排阻碍了孩子们的进步，现在孩子们是按周进行安排的——即一周用于课堂学习，两周用于车间学习。课程连续进行，各学习小组轮流进行他们的学习。
能够找到的最好的老师就是工厂职员，教材便是福特工厂，它可以比绝大多数大学提供更多的实践教学的机会。
算术课的内容来自于具体的车间问题。孩子们的头脑不再会被那代表4英里的神秘的A和代表2英里的B而弄糊涂。实际的程序和状况就展现在他眼前——教会他如何观察。城市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个黑点，世界不再只是写在书上的文字。运往新加坡的产品和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的原材料，就
展现在他们面前。世界成了活生生的、人们居住的星球，而不是摆在讲台上的彩色地球仪。
在物理课和化学课上，工厂完全可以提供一个实验室，理论在这里转化成了实际，教学内容就是实际经验。
假设要教学生水泵的工作原理，老师可以先讲解零件和其各自的功能，然后回答学生的问题，最后让他们一群人一起去机房看看那台真实的大水泵。学校里有固定的生产车间，而且车间的设备是最好的。
孩子们可以在任何一台机器上工作，可以生产公司所需要的零件。因为我们对零件的需要是如此之多，这张需求单里几乎可以包括学校的工厂所生产的一切。如果这些产品通过检验，将由福特公司予以购买，当然，不能通过检验的零件只能算学校的损失了。
有些进步最快、操作水平最好的孩子，完全能做精细的测定微螺旋的工作，他们在每一步操作时能明白其目的和相关的原理，并且可以修理他们所操作的机器，甚至还学会了在操作机器时保护自己。他们学习一些制模工作，在干净、明亮的教室里，他们和老师一起学习和摸索，为他们成功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他们毕业时，工厂将向他们提供优厚的工作待遇。在这里，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和道德素质都得到了提高。对他们的监管不是权威压制式的，而是像朋友一样。
每个孩子的家庭状况都了解得很清楚，他的性情也会得到注意。在这里，没有人试图去娇惯他，也没有人试图把他当成性格软弱的人看待。
有一天，两个孩子打架，学校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一般性的说服教育，而是提议他们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如果他们男子汉气概十足，更喜欢用原始的方式来解决，学校甚至提供给他们两副拳击手套，让他们到工厂的某个角落去决斗，而对他们唯一的约束就是必须在那里结束矛盾，不能在工厂外面继续打架，结果两人在短暂的对抗之后却建立了友谊。
当然，对待他们还要像对待孩子一样，孩子天性中好的一面要受到鼓励。在课堂上或车间里，人们经常会看到他们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他们在这里有一种集体归属感，感觉到自己正做着有价值的事情。他们经常会主动地、如饥似渴地学习，因为这些东西是每个活泼的孩子都想学到的。而他们所学到的这些，他们的家人没有一个能够教会他们。
学校最初只有6个孩子，现在已有了200人。由于学校建立了这样一套实用的教学制度，还可以扩大到700人。
学校开始的时候出现过财政赤字，但我一直认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能够支持下去，学校也是如此发展起来的，现在它已经完全能够维持自己的运行了。
同时，我们也能够让这些孩子享受其少年时代。当然，这些孩子是在学习做工人，但他们却没有忘记自己仍是个孩子，这点是最重要的。他们一小时挣19美分—35美分——这比他们做任何其他的适合孩子做的工作所挣的都多，而且他们呆在学校比出去找工作更能帮助养家。
当他们毕业时，就已具备了良好的普通文化教育、初步的技术教育，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相当有技能的工人，挣一份好的工资。如果他们愿意，这些工资又能给他们继续接受教育提供帮助。如果他们不想接受更多的教育，至少也有了挣得一份好工资的技术。
我们没有要求孩子们必须进工厂工作，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愿意进工厂，因为他们不知道去哪里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们也一直在使我们的工作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好工作，但丝毫没有义务束缚孩子们必须去做，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这里没有慈善行动，学校必须自己承担自己的一切。
福特医院也是按照同样的思想而创立的。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我们把它交给了政府，成了第36综合性军医院，住着1500位病人，但当时医院的工作并没有进展到确定的目标点。
1914年，它作为底特律综合医院，计划用公众的捐助来重新建立。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捐助了，于是医院的建设开始了。然而第一栋楼还没有建成，所有的资金使用完了。
他们请求我再次捐助，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认为管理者在动工之前，应该知道这栋楼要用多少钱才能建成。而现在这样的开端就使人对医院建成之后，将会管理成什么样没有信心。但是，我提议把医院全部接管过来，并提出把所有的捐赠都退回去。
这事办成后，我们终于向前推进自己的工作，直到1918年8月1日，整个医院被转交给了政府。但是在1919年10月，政府又把它交还给了我们，同年的11月10日，第一位病人被接受住进了医院。
福特医院位于底特律的西大波尔瓦德，占地20英亩，因此还有很大的扩张余地。我们想建立一所全新的医院，因此医院的最初设计被彻底废除了，我们准备建立一所在设计和管理方面都很独特的医院。
为有钱人开设的医院有很多，为穷人开设的医院也有很多，但是没有一所医院是为那些能支付得起一定的医疗费、并
且愿意自己支付费用、以免有受别人救济感觉的人而开设的。人们总是认为医院不可能既是服务性的，又能自负盈亏——即医院要么是由私人捐赠而维持，要么是为谋利而建立的。
我们要建的这所医院首先要自立，然后以最低的费用提供最好的服务，而不带有丝毫的慈善色彩。
我们建造的这栋新楼里没有病房，只有房间。所有的房间都是供个人私用的，并且每个房间都有浴室。这些房间24套一组，大小相同，家具相同，装潢也相同，所有房间没什么区别，这就使人在医院内没有任何可挑选的，每一个人都和其他人一样处于同等的地位。
这种管理方式下的医院，是为病人而设立还是为医生而设立，这一点根本无法肯定。对一个能干的外科大夫或内科大夫用于慈善行动的时间，我不是没有注意到，同时我也无法信服手术费应该根据病人的贫富状况来规定，并且我非常认同所谓的“职业成规”是对人类的诅咒，而且也阻碍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同时对疾病的诊断也没有大的发展。我并不想建立这样的一所医院——即医院的每一条规定不是为了保证病人按照他确实所患的病进行医治，而是保证按照某个医生认定的他所患的病进行医治。这使得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诊断将非常困难。给病人会诊的医生，除非他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否则不会改变诊断或治疗方案；并且即使诊断或治疗方案被改变了，通常也不会让病人知道。似乎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观念——病人，特别是在医院里的病人，成了医生的财产。一个有良知的行医者也许不会剥削病人，但一个没有良知的行医者确实是在剥削着许多的病人。在这种管理方式之下，很多医生都把坚持他们诊断的正确性当作是与病人的康复一样重要的东西。
我们设立医院的目的就是要废除所有这一切，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它被称为“封闭式”的医院，因为医院里的所有医生和护士都是按年聘用的，并且不能自行到外面去行医。
包括实习医生在内，医院一共有21个外科大夫和内科大夫。这些人都是通过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工资至少达到一个行医的成功人士所能挣得的数目。
当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医治任何一位病人中，获得病人的金钱利益。医院规定，病人不能由外面来的医生进行治疗。但我们给家庭医生留有一定的位置，我们并没有取代家庭医生，通常是接过他放下的严重病人，并且尽可能快地把治愈得差不多的病人交还给他去护理。
我们的制度是不希望病
人在医院住多余的时间——我们不需要这么做。我们与家庭医生一起照顾病人，但当病人住在医院期间，我们承担全部的责任。我们只是对外面的医生进行封闭，但我们并没有封闭与家庭医生的合作。
我们对病人的管理很有意思。
来医院看病的病人，首先由高级大夫检查，然后再转给三四位或更多的大夫检查。不管病人是因什么病而来医院，这种多重检查都要进行，因为我们逐渐认识到，重要的是整个身体的健康，而不是身体中的某一种病症。
每一个医生都对病人进行一次彻底检查，检查过后都要写下一份检查结果，并交给主任医师，做检查的医生没有机会与别的医生进行讨论或咨询。诊断意见最少有3份，有时候是6份或7份，这些绝对完整和独立的诊断意见，将交到医院院长的手里，它们将成为这一病例的记录。
采取这种谨慎的措施，是为了在目前的医疗水平内，保证诊断的正确性。
目前，医院能提供600张病床。医疗费是根据固定的收费表来收取的，收费表包括住院费、膳食费、药费、手术费、护理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额外的费用。在这里没有私人护士，如果病人需要更多的照顾，那么由医院给他再加一位护士，但不用多付钱。事实上，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病人都是根据他们所需要护理的程度进行分组的。
根据情况的不同，有的护士一个人要照顾2个病人，有的护士一个人护理5个病人，但是最多不能超过7个。在这种安排下，一个护士照顾7个非病危的病人也是可以的。
在一般的医院里，护士们通常要来来回回走很多的路。如果她们浪费在走路上的时间多于照顾病人的时间，那么这所医院的设计就要改一改，我们所设计的每一层楼都具有完整的功能。就像在工厂里我们致力于消除浪费的操作一样，我们同样在医院里也尽力消除浪费的动作。
病人为住院、护理和药物所需缴纳的费用是4.5美元一天，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这一收费还会有所降低。
进行大手术的手术费是125美元，小手术的收费则在固定的收费表中规定，所有收费标准都是统一的。
医院就像工厂一样，要有一个成本计算系统，使收费将根据收支的平衡来进行调整。
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会使这些试验不能成功。医院的成功纯属管理和数学上的事。能够使一座工厂提供服务的优秀管理方法，同样也可以使一所医院提供最大的服务，并且其收费处于很低的、
每个人都能支付得起的范围之内。
在医院和工厂之间唯一的财务差别，就是我们不指望医院回报利润，我们只希望它能承担自身的费用支出。到现在为止，对这所医院的投资大约是900万美元。
如果我们能够摆脱这些慈善事业，而把那些现在用于这些慈善事业的资金投入生产之中，使物资的生产更便宜、产量更高一些，那么我们不但能够从公众身上卸下繁重的税务，让人们轻松一些，而且还能增加财富。
我们把太多东西用于私人的利益上了，应该去做一些服务集体利益的事情。而在公共服务方面，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建设性考虑。
在经济事务中，我们需要进行一种“训练”。对投机资本抱有过分的奢望，如同对不负责任的劳动抱有不合理的要求一样，都是由于人们对生活中经济基础的无知而造成的。
没有人能够从生活中获取比生活本身所能给予的更多的东西，然而，几乎每个人都自认为能够获得。投机资本想要得到比自身能有的更多，劳动报酬要比自身能得的更多，原材料销售商也想要得到更多，购买商品的公众也想要得到更多。一个家庭中支出多于收入是无法支持生活的，这一点孩子都知道，但是人们似乎从来都不知道超过自己收入的支出是不可能的。
在排除慈善的过程中，我们在头脑中不仅要牢记现存的经济事实，而且还要记住，如果缺乏对这些经济事实的了解，就会导致恐惧。消除了恐惧心理，我们就可以自力更生，在自力更生的地方，慈善就不会存在。
恐惧是由于过分地依赖于外部事物而产生的。有的是依赖于工头的善良，有的是依赖于某个工厂的繁荣，有的是依赖于市场的稳定——换句话来说，恐惧就是那些把自身的事业依赖于外界环境的人所产生的情绪。恐惧是身体凌驾于灵魂之上的结果。
失败的心情纯属于精神上的体现，并且是造成恐惧的原因，这种心情总是在那些没有远见的人身上表现出来。他们总是做着某些这样的事情——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失败了；在做另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又面临危机；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又碰到了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然后他们就喊着“失败了”便把整个事情都扔掉。
他们甚至没有给自己一次机会去尝试失败，也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证明其是对或错。他们只是被一些很一般的困难击败了，而这些困难在每一种工作中都可能会遇到。
被击败比失败更厉害。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智慧、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