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封建史的前一千年里，跨州连郡的地方士族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他们躲在皇帝或割据军阀的背后，实际操纵着华夏的历史，比如蜀汉的荆益士族，东晋的门阀，西魏北周隋唐的关陇勋贵。
这些地方豪强掌握着大片的生产资料，进而操纵着绝大部分的社会生产，最终通过自己对社会生产的操纵影响乃至决定统治者的抉择。
然而到了唐末，一个私盐贩子的起义将过去一千年里这种士族与君主军阀共治的局面打破了，而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屠杀。
于是新的由小地主为主体组成的封建地主阶级取代了士族留下的政治真空，进而为赵匡胤肢解节度使制度提供了经济基础的土壤。
从黄巢到赵匡胤，华夏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完成了士族共治到中央集权的转变，实现了秦始皇千年前的野望，进而自上而下改变了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
后世资料都强调科举在宋朝崛起，然而科举崛起的背后，是世家大族灭亡后中央权力的空前强大。
随后这种强大又被元明清三朝一脉相承的政治制度持续强化，并最终让华夏的历史呈现出“唐事近古，宋事近今”的两极分化局面。
这种经济和思想上的小农化是封建时代的巅峰，然而也导致了当生产力发展到瓶颈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寸步难行。
小农化就像是一副巅峰造极的铠甲，刀枪不入坚硬无比，但是当火炮声响，就变成了一堆华丽的垃圾。
举一个生物学上的例子，往往只有脊椎动物当中出现进化体型十几米长的巨大生物。
根本原因在于脊椎动物的神经传导速度极快，比如人类的神经传导可以达到100米/秒，一般神经传导速度越快则生物越灵敏。
无脊椎动物的神经传导速度往往只有每秒1～2米，一旦体积过大则会移动缓慢。
泥盆纪的莱茵耶克尔鲎体长三米，却只能在海底缓慢移动并且食腐。
对于生物来说只有脑结构还不够，还要有着强有力的中枢神经，中枢神经所主导的神经传导速度至关重要。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国家政体出现之后就相当于社会结构进化出了大脑结果，之后的制度构建便是文明的中枢神经。
东西方成功的帝国政体都进行了集权政治的构建。
但是即使如此，对于一个古代大帝国来说，神经传导还是过于缓慢了。
帝制虽然集权，但一旦稳定久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就会缓慢下降。
汉帝国由于地方政治制度的不够完善，所以无法有效抑制豪门士族的崛起，后期皇权失德则天下动荡，权臣掌权则天下分裂。
唐帝国通过科举制度使得官僚中枢得到了有力扩张，但仍然无力维系府兵制度，只能建立募兵制度，通过雄厚的国家财力维系边镇，结果后来发生了安史之乱。
对于基层的土地兼并，帝制王朝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案。
当社会危机加剧，帝制王朝对于地方政治的控制力度也会显著下降，虽然后期的封建帝制在地方管理上的政治架构已经非常成熟，但也只是延缓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对于帝制王朝来说，一旦长期稳定，那么一定会面临控制力下降的问题，无论是军队战斗力的缓慢下滑，还是对于基层官僚体制的逐渐**，都会加速这种下滑倾向。
导致神经中枢到达极限的另一个因素则是神经传导速度，缺乏有效的信息传导方式的情况下，技术水平成为了一个关键瓶颈。
信息传导速度的较慢使得中枢系统的上下传达受到了严重阻碍。
华夏历史上较为成功的改革往往都是针对权力中枢结构的局部改革，但凡想要立足中枢权力结构进行全国性质的社会性质改革基本上都会面临失败的结局。
立足于中枢系统进行社会改革，突破了古代社会的政治极限，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想进行借贷补贴民众，但传达到地方则变成了地方官僚强制借贷给民众。
而反馈机制的不足，使得中央并不能及时有效的发现变法在各地出现的重大失误。
宋代冗官的高密集政治结构与面积并不大的疆域范围尚且会面临这些帝制王朝的共性问题，可想而知古代帝制在面临内部问题所受到的阻碍。
古代帝制虽然集权，但作为一种古代政体，本质上还是要依赖其掌握的核心人力、资源、技术，这就决定了帝制王朝的局限性其实相当之大。
技术水平的局限决定了帝制中枢的局限，但唐之后的中原王朝不再着力于对外扩张确是事实，主要是受制于帝制本身的局限。
帝制本身的局限决定了在疆域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会逐步放弃对外扩张，帝制的僵化则会导致国家陷入封闭。
由宋代开始，帝制开始与社会发展出现了脱节，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在于私营工商业所占经济份额大幅度超越了官营工商业。
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小农经济社会环境的流动性增大，社会的活性增大，帝制政体所依靠的社会经济环境会发生变化。
由于明初的政治架构，明代的帝制结构走向了进一步的集权化，开始出现不适应帝制结构倾向的经济环境与日益加强的封建帝制之间开始形成对立关系。
帝制的政治体制要求政治体制保持极端的统一稳固，明帝国最大的影响在于重构帝制的同时，将帝制的集权化加强到了最强。
所以帝制王朝始终会对任何可能打破静态平衡的力量保持警惕，甚至不惜扼杀无法有效掌控的新兴社会生产部门。
明代的海禁就是这一点的典型体现，沿海私人贸易作为新兴的经济部门无法被帝制王朝充分掌握，于是乎便加以打击，干脆海禁。
当经济基础刚刚发生变动，僵化的上层建筑往往并不会主动调节改变自身的中枢结构，而是会去试图限制经济基础的变革。
华夏古代帝制这个神经中枢受限于自身的局限，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则又恰好走向了僵化，曾经主宰汉唐帝国的对外扩张，最终在明清的时代变迁当中逐渐腐朽。
小农经济基础决定了古代帝制政体本身存在的局限。
唐的疆域和综合国力已经是君主**这种制度所能支撑的极限了，自唐中期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商业在华夏经济地位的提升，导致君主**不适应这个国家了。
宋元明清时华夏表现出的内卷和衰退，其实是君主**强行适应华夏的经济潜力导致的结果。
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是税收，而农业帝国的**君主，收税能力还是利用税收的能力都不是很有效率。
国家稍微大一点儿就得需要个代理人来替他收税，代理人多一点儿贪污就管不过来了。
所以，庞大的帝国基本上都是地方的税收地方用，中央想收也收不上来。
而人口少资源贫瘠的地方，虽然殖民开发的潜力是有，但这笔前期投入中央是不肯出的，因为回报根本进不了中央的口袋。
地方势力倒是愿意投资，但是中央不允许，因为君主**的前提是有实力压制臣子，像诺曼底公爵那样地盘扩张的比君主还大，不造反就没天理了。
唐帝国就是走到了这个砍儿上，国家越来越富裕，地方势力就越来越强，君主相对的实力就受到了挑战。
要想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央政府需要掌控国家的绝大多数军队，而这需要中央政府非常有钱。
这样的财富绝对不是那种粗放的税收制度和皇家直属领地的税收可以满足的，政府想要更有钱，靠农业是不行的，得靠商业。
贸易带来的利润能产生巨大财富，大的能支撑一个小国供养大规模职业军队在世界扩张，而且扩张殖民对商业的益处既直接又迅速。
一个殖民点的商业利益可以让扩张的投资迅速回本。
其实自唐以来，华夏的商业潜力已经显现，而且成为了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
但是，商业发展带来的是商人的崛起，而商人是封建君主无法控制的一种势力。
他们不被土地束缚，皇帝对国家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可以威慑地主却吓唬不了商人。
而皇权的支柱军队是靠钱养活的，商人的强项就是有钱。
所以商人阶层的崛起必然形成对皇权的有力挑战，最终会演变为商人阶层联手对皇权提出限制甚至推翻皇权，一如西方国家现实发生的那样。
西方新兴国家就是凭借商业贸易的财富迅速扩张为世界性帝国。
所以独裁君主不但要限制军阀，也得限制富商。
华夏君主制要稳定，君主就必须是国家最大的军阀，最大的富商，这才是重农抑商的主要原因。
君主当然无法保证自己是国家最有军事能力和经商能力的天才，不过他却可以把所有比自己军事能力和商业能力强的人弄死…
这就是宋代之后华夏的状态，因为君主**这个大前提摆在那，为了保障这个前提，很多看着很进步的改革其实是给整个国家自废武功。
比如宋朝开始限制分封，将军权集中，重视文化教育限制军阀。
这些政策本身是进步的。
但问题是在君主**这个体制下根本发挥不了这些改革的好处，限制分封虽然让国家权力集中利于稳定，但皇权根本驾驭不了这样巨大的权力。
区区一个城市的统治集团根本不可能把一个庞大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巨大的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需要也不是首都几个官僚可以搞清楚的。
所有集权制度治理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瞎指挥，反而是朝廷啥都不干对地方更有好处。
而军事和财政上的问题就更明显。
因为朝廷开始加强军队和财政的统一管理，而一个巨大帝国的经济运作岂是朝廷内阁那几个脑袋可以运算明白的。
没有商人阶层的经营，封建朝廷的财政就始终是一笔烂帐，分封制好歹地方还能自己挣钱自己花。
宋以后军队职业化，如果有效的管理，统一装备统一训练，战斗力应该远远强于分封制度下没有统一指挥的临时家臣联军。
问题是在君主集权的低效管理下，军队装备没钱，又疏于管理军纪废弛。
没纪律没装备没指挥，甚至人数编制都没准谱的军队能打胜仗才是见鬼了。
国家在发展，因为变革了君主就不能为所欲为，得让那群商人组成的议会指手画脚。
既然经济文化的发展会进一步暴露君主**的弊端，那么对君主和制度而言国家就不能再发展了。
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科举取士等政策就是这种需求导致的结果。
就如同缠足一样硬生生的让脚畸形发展来适应鞋。
所以华夏为啥不能向中南半岛扩张，为啥不能殖民西伯利亚，为啥近在咫尺的台湾都无法有效控制。
农业、气候和民族问题其实是次要的，主要是帝国花不起那个钱，也没有能打仗的军队，更没有可以让那里赚钱的人。宋
宋元明清的华夏，其实是整个国家供着一个家族混日子而已。
皇室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限制国家的发展了，即使国家穷的宫殿都修不起也要禁商，即使国家大敌当前，功高震主的将领也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