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叫我阿萨斯。”
阿萨斯。我在心里喊了一次。
“我不习惯。而且，我不能在大家面前这样叫你。”
“为什么？无所谓——”
“不。我还是和别人一样那样称呼你比较好。”
“这样子不自然。”
的确没错。看，他的双手都环在我腰上，我的手勾搭在他脖子上，我们的身体贴靠着；他的嘴唇在我唇畔摩挲着。而我，还要叫他“舒马兹杨先生”。
“对别人问的问题，你真的不觉得困扰吗？”我忍不住问。
“追求你，与你交往，要困扰什么？”舒马兹杨正面点出我们关系的属性。
所以我也不能再含糊对应了。
“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想起来。
“我要送你回去。”
“就这样？”
我无法清楚说明白我心中翻搅起来的复杂滋味。
“这又何必，舒马兹杨——”我顿一下，略去“先生”的称呼。“你有事情忙，尽管忙你的；我自然会处理自己的事，安排自己的生活。不需要特地送我。”
没必要那样朝朝暮暮。
“话是没错。不过，今天突然的想送你。”
“你这个人任性——”
“而且傲慢。你说过了。”舒马兹杨挑衅地斜睨我。
“舒马兹杨，”我看着他，说出我的希望：“我平凡惯了，不希望太招摇。”
舒马兹杨嗤一声。“说这种话！你可是希望杨名乐坛，站在舞台中央的人！”
太自相矛盾。
“好吧。我希望低调一点。”
“我没有拿着麦克风和扩音器大声宣传。”
我没想过舒马兹杨有这样的幽默。不过，我没笑。
舒马兹杨说：“你可以再骄傲一点，理儿。你没有欠别人什么。”
舒马兹杨是有过世界的人，逻辑自然不同。不过，他说的也没错。我毕竟没有欠任何人什么。
他大手将我脸庞一抬，我伸手去握他抚在我颊上的手，注视着他，眼痕与眼痕交缠缝蜷，感觉有了那么一点缠绵。
冷冷冷
柏林的春天真的来了。我们公寓窗底外，那些枯枝都发了绿芽。
下午三点，我站在窗子前喝牛奶，薄薄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一阵汽车的嘎嘎声，我探头去看。王净一身湖绿色的春装，婀娜多姿的从一辆灰色轿车下来。
她站在门口，朝车子里的人挥挥手，然后才转身上楼。
车子开走，我看到它尾巴的标志。呵，朋驰。
我继续喝着牛奶。
王净进门来，哼着歌，柏林的春天都焕发在她脸上。
“你没出门？天气那么好！”她看到我咧嘴一笑。
“你呢？这么早就回来。春天都来了！”我意有所指，对着王净要笑不笑的。
聪明的王净一听就明白，嗔一声，白我一眼，说：“讨厌！你都看到了？”
王净本来就很有女孩子气，那声“讨厌”说得那样娇，我不是男人，但骨头差点都软了。
然后想，法兰克福的那个是龙江，实在没眼光，不懂得抓紧有的宝，亏得东北还出三宝。
“我也没想看，可你们声色最俱全，比演电影还招摇，我不想看见都不行。”
“讨厌！还贫嘴！”王净又嗔一声，佯装要封我的嘴。
“好吧，算我怕你，小姐。”我笑着躲开。“不过，我怎么都没听你提过这个‘朋驰’？”
听我这样称呼那男人，王净噗哧笑出来说：“你这人真是！他叫罗蓝德。罗蓝德·李希特。”
“啊？他是德国人？”
“怎么？你好像很意外。”
“也不是。我以为你会找个同文同种的。”
“为什么？”
“你要回去的，不是吗？”
“是没错。不过，真要碰上了我也没办法。而且，我也没有想那么远。”
柏林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我们这种他乡异国游子的青春悲喜曲。多一阙，少一阙，对柏林这“阳关”都没什么影响。
“先别说这个了。”王净将我拉到沙发，喜孜孜。“下个礼拜天你有没有空？他请我们吃饭。”
呵，收人先收心，收到我这个不相干的人身上。
我点头。听到拙门声。
进来一个穿皮草的贵妇。说贵妇，其实年纪也不大，三十多吧。白人女子早熟，熟得快也老得快。
她要找的是王净。她说她是李希特太太。
“王净……”王净没有我那么讶异，沉着气。
“不好意思，理儿，你能不能到超市买些蛋？”王净用中文说。不要我在场。
或许会有什么难堪的场面，她要自己处理。
我觉得我应该留下来，给她一点精神的支持。但王净的眼神相当坚决，她不要我插手。
我抓了外套，蹬蹬下楼。
柏林的春天是来了，可是短，还夹有残冬的严寒。来了这许久，我始终还是不适应它的气候。
我想，亚热带的阔叶植物，偏要将它混种在寒带针叶林中，违拗生物的属性，活该要夭折。
大概就是如此。生物有生物的属性；爱情有爱情的属性。
冷冷冷
然后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一点陈腔滥调，不过，没那么庸俗。
“朋驰”是王净打工餐厅的“偶发性”食客，听王净德语说得好，称赞了几句，然后就那么聊起来，跟着就一发不可收拾，星火燎原烧起来。
不过，王净绝对不是第三者。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搞破坏。“朋驰”自己婚姻不美满，正在办离婚。文明的社会大家都知道要离婚比登陆月球还麻烦，不像古董时代对着空气大叫三声“我跟你离婚了”或丢下一纸休书就万事解决，那么干脆。
王净压根儿不知道“朋驰”早有了老婆。或许猜疑过，但那是非战之罪，实在不能算在她头上。
那么，“朋驰”的太太干么还找上门来？
多一点筹码，多一点赡养费吧。
“真倒楣。”我们在吃沾大蒜酱油的韭菜猪肉水饺时，王净细声细气的抱怨。“他们要离婚，又不是我搞的破坏，居然找到我头上来。”
“没办法，你算是一个讲价的筹码。”
“我跟罗蓝德一清二白，能替她加什么价？”王净还是悻悻然，怨气转向我。“我问你，你是不是怀疑我？”
“钦，有一点。”我老实承认。“谁叫你当时神气那么古怪，还将我支开。一般不是都会死拉着朋友壮胆充场面？”倒不是因为对方老婆找上门。
“好啊！刘理儿，我好心不让你被拖累沾上晦气，你这没良心的家伙居然怀疑起我！”她哇哇叫起来，筷子朝我戳过来。
我闪开，一边夹了一粒水饺，一口吞进去，鼓着腮帮说：“我承认我小人，行了吧？”
“如果我真的对人家婚姻搞破坏，你会怎么想？”
这问题要回答真有点费力气。我当然不会对制度承认的一切无条件的俯首膜拜，但真要我对制度外的一切歌功颂德也实在为难。
“不要问我这种假设性的问题。事情真的发生，我自然会有反应。”事情没发生，问了也是白提。
“好吧。那我换个方式。那女的找上门来，你怀疑我抢人家老公时，你是怎么想的？”
“那时……”我想一下。“我第一个想法是‘那样出去好吗？该不该留下来给你一点支持’，然后，挺同情你的；再来觉得你们这一段也许没什么希望。”
我说话的时候，王净连连吃了三个水饺，嘴巴嚼着东西，口齿不清说：
“危险啊，理儿。你有破坏人家家庭的倾向。你同情第三者，潜意识是站在这一边的。”
“这样也能分析？早说你该改行去念心理分析。”
“第三者”是东方社会的代名词。西方社会没有“抓奸”这回事。不爱就是不爱了，虽然在上帝面前发过誓，但那婚姻证书没有那么神圣。